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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望（1269－1354年），字子久，号一峰，江浙行省常熟县（今江苏常熟市）人。元朝著名画家，“元四家”之首。

据传本名陆坚，后过继永嘉府平阳县（今温州平阳县）黄氏为子，尝自称“平阳黄公望”。中年当过都察院掾吏，皈依全真教，别号大痴道人，在江浙一带卖卜为生。

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兼修李成之法，得赵孟頫指授。所作水墨画笔力老到，简淡深厚。又于水墨之上略施淡赭，世称“浅绛山水”。

晚年以草籀笔意入画，气韵雄秀苍茫，与吴镇、倪瓒、王蒙合称“元四家”。擅书能诗，撰有《写山水诀》，为山水画创作经验之谈。存世作品有《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丹崖玉树图》《天池石壁图》等。

黄公望出生于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幼习神童科”，“天资孤高，少有大志”。南宋亡时，他年仅11岁，成年后对元朝政权并没有强烈的逆反心理，相反，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他有着热切的参政欲望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希望在政治上一展身手，干一番大事业。

然而，元朝建立初期，贵族统治者并未采取科举取士的用人制度，而是将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不同等级的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大不相同，蒙古人地位最高，掌握最高统治权；南人即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地位最低，几乎毫无政治权力可言。

黄公望属于南人，按规定不能为官，若想做官须先从吏做起，到一定年限，视办事能力如何，再决定可否为官。即便当吏也需有人引荐。

大概因他办事干练，加之颇有才名，至大四年(1311年)左右，他得到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闾的赏识，被任用为书吏。皇庆元年(1312年)五月，张闾调任中书省平章政事，黄公望也随其赴京城大都(今北京)任职。

但张闾是个贪官，元史却有记载，大德三年(1299年)张闾曾因受贿而遭到御史的弹劾，但被皇帝宽赦，未予追究。延元年(1314年)朝廷派张闾“经理江南田粮”，张到江南后“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搞得“人不聊生，盗贼并起”，并且“以括田逼死九人”，元统治者不得不于延二年(1315年)九月将张闾逮捕下狱。

黄公望因为是张的书吏，好多文书、帐目皆出于其手，也被牵连下狱，时年47岁。而恰恰就在这时，元朝举行了第一次开科取士，他的好友杨载就是这一科的进士，热衷于功名仕途的黄公望却因身陷囹圄失去了这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这对他来说是又一沉重的打击。

这一事件纯属巧合，但对黄公望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通三教，旁晓诸艺”，对性命之学本来就有研究，这次打击更坚定了他的宿命论思想。出狱后他曾一度卖卜为生，这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相信他在替人占卜算命时自己也是很诚信的，并非走江湖行骗。

黄公望出狱时已经年近五十岁。这一时期，子久又开始了绘画生涯。他一方面向赵孟等前辈名家请教，一方面又同一些富豪画家如曹知白等交往，大量摹习古代名迹，以提高绘画的“古意”，并且经常在外游历，遍览江南山水名胜，结交社会各界名流，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的隐逸之士和佛道两教的高人(详见“交游”)。

在卖卜、作画、交友、游览的过程中，他逐渐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而他在绘画方面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凭着较高的画名，他受到了许多喜欢附庸风雅的官僚地主的欢迎，得到了其他画家的敬重。

奋斗了半生未能取得的社会地位、名望在仕途无望时到来了，这一意外收获使子久幡然醒悟，从此便绝了仕途之想，开始了真正的隐士生涯，并于天历二年(1329年)和倪瓒一起拜金月岩(蓬头)为师，加入了全真教。

子久从事绘画，且以画山水为主，可能是由于他加入新道教的缘故，他出狱后基本上过着云游的生活，这是全真教的教规之一。经常优游于名山胜水之间，为他创作山水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同时也促进了他写实山水画风的形成，他的画作大多数是本于所见过的真山水。

至正十四年(1354年)，黄公望逝于杭州，享年86岁。归葬故乡常熟，其墓至今仍在虞山西南麓白鸽峰(又名鹁鸪峰)下,在盘山公路北侧路边立有石牌坊，上书“元高士黄大痴先生墓道”。

扩展资料：

至正七年(1347)，年岁渐老的黄公望回归浙江省富阳县富春乡，同门师弟无用师同往。黄公望为无用师描绘富春山景色，到至正十年(1350)方完成，这就是《富春山居图》。

当时黄公望已经82岁，是其传世最重要的作品。幅中描绘的是黄氏晩年山居的景色，有春明村、庙山、大岭及富春江等一带的山川景致。画中有坡陀沙岸，房舍散聚，冈陵起伏，山势层层叠叠，林木交错。景物排列疏密有致，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

皴画山石皆用披麻皴法，运笔时快时慢，线条有长有短且不平行排列，所以有巧妙的交错组合。《富春山居图》流传不是很有序，有一段时间不知为何人所藏，甚至多幅《富春山居图》并现于世，于是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

《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为同门师弟无用师所作，无用师自然是此图的首位拥有者，他在图上留下了“无用师”印。自无用师后这幅画就不知为何人所收藏，直到成化年间(1465-1487)这幅画才重现于世。

此时被人高价卖给书画家、鉴藏家、“吴门派”的创始人沈周。那么至正十年后到成化年间，这幅画到底是怎样流传的?如果知道那卖画给沈周的人从何人手里得到《富春山居图》，还可以略知一二，可是现在已无从查考。

对这段空白的形成，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猜测也许这幅画是被人有序的收藏，但是收藏的人忘了在上面题跋或者是在上面题了跋，有人故意把这一段题跋毁去了。为什么要把这段题跋毁掉，颇令人费解，也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现在成了一个谜。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黄公望

百度百科——富春山居图（元代黄公望创作纸本水墨画）

杭州话是江浙方言中的一朵奇葩。杭州老城区的方言与周边地区如临平、余杭、富阳、萧山等地方言差异巨大，相比于这些方言更接近北方话。1920年代赵元任在其著作《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讲到：

别处有文白两读的字（家，间，交，江，樱，角，甲，耳等等），在杭州大都一律取文派的音，白话中取白派音的字甚少。……所以杭州人说话颇有点像常州人读国语白话文。

1958年上映的滑稽电影《三毛学生意》中，范哈哈（原名范良益，浙江杭州人）饰演算命先生吴瞎子，使用杭州话表演。

杭州话一般特指杭州城里话，最早只通行于杭州城墙内，即现在的环城东/南/西/北路之间的范围（大概上城区与下城区）。城门外的乡下通行的是“钱塘口音”（属于广义的“余杭话”，今天的临平等地方言都属于此类），与城里的杭州话截然不同，杭州城里人将其称作“枪篱笆外头的话语”（篱笆外面的话，篱笆比喻城墙）。城墙拆掉后，随着城市建设，杭州话的通行范围慢慢扩大至拱墅、江干等地。

清末民国时期的杭州城范围（来自微博@遂焉）钱塘、仁和两县同城共治，民国时合并为杭县

学界主流认为杭州话的形成源自宋室南渡。南宋建炎三年（1129）高宗到达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作为行在所。绍兴八年（1138），定都临安府。南宋建立后的短短数十年里，大量中原移民进入杭州，人口达土著居民的数倍。同时，汴洛一带的北宋通语也被带入杭州。汴洛音凭借政治地位与人口优势，极大影响了杭州原有的吴语方言，甚至可能直接取而代之。不少学者将南宋时在杭州形成的新通语称作“临安官话”（也有“南宋通语”“汴洛官话”“浙江官话”等称呼）。

不少学者把南宋临安官话当作今日杭州话的直接源头。不过，该观点主要是根据现代杭州话特点和移民史而推测得出。南宋临安官话的具体面貌今人并不十分清楚，临安官话演变至现代杭州话的过程也缺乏大量细节证据，一千年的时间里或许还有不止一次剧变。

明代开始才有关于杭州话语音的记录。明代中期杭州仁和人郎瑛《七修类稿》记载：

城中语音，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如呼玉为玉音御，呼一撒为一音倚撒，呼百零香为百音摆零香，兹皆汴音也。唯江干人言语躁动，为杭人之旧音。教谕张杰尝戏曰：“高宗南渡，止带得一百音摆字过来。”亦是谓也。审方音者不可不知。

由此可知的是，1）当时杭州城内语音不同于城外，2）部分词语中的入声字读舒声。作者认为当时杭音“与汴音颇相似”，未必客观；而部分入声读舒声的现象来自宋室南渡也只是当时一些人的猜测。

明末清初杭州钱塘人虞德升所著字书《谐声品字笺》以当时杭州读书音为基础（张咏梅2011）。清代中期，日本僧人文雄《磨光韵镜》中汉字注音使用“杭州音”（谢育新2016）。清末杭州钱塘人夏鸾翔《南北方音》将汉字的北京音与杭州音（或有苏州音）对照，用反切法注音。如“杭，娥唐切”，“州，臧鸥切”。而大约同时期，西方传教士有《杭州方言音表（Sound-table of the Hangchow dialect）》、《按圣马太传福音书（An Sen Ma-t’ai dzun foh-in s）》等杭州话著作，使用罗马字拼写，如“杭州”拼为‘Ang-tse（Simmons 1996）。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从小成长于杭州，杭州话是他的母语

到了20世纪，出现了使用现代语言学方法描写与研究杭州话的著作。《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1928）记录了包括杭州城内话在内的多个吴语方言的语音与词汇。之后，又有《杭州方言（The Hangzhou Dialect）》（Simmons 1992）、《杭州方言词典》（鲍士杰1998）等重要专著。

清末杭州话与现代杭州话面貌总体已很接近，特别是与现存的老派杭州话（指1930年代以前出生的杭州本地人的杭州话）除了尖团合流外无太大差异。方言学者研究杭州话，一般就以老派杭州话为研究对象。

杭州话兼有官话与吴语的特征。杭州话在字音上的特点有：

塞音三分，保留全浊音（吴）

（如“东”/to/“通”/to/“同”/do/声母三分）

日母、微母都不读鼻音（官）

（如“人”/zn/“让”/za/“肉”/zo/等字为z声母，“问”/vn/“忘”/va/“袜”/va/等字为v声母）

次浊上声归入阴上声，而全浊上声归入浊去声（官）

（如“马”/ma/“老”/l/“藕”/ei/，“动”=“洞”/do/“舅”=“旧”/di/）

见系开口二等字有i介音（官）

（如“家”/tia/“江”/tia/“学”/ia/）

麻韵二等主元音为a，麻韵三等高化（官）

（如“茶”/dza/“爬”/ba/韵母为a，“写”/i/“车”/tsuei/韵母为i或uei）

而从词汇和语法上看，杭州话：

“辰光”（时间）“头颈”（脖子）“落雨”（下雨）等词，同吴语；

“东西”“桌子”“说”“耍”等词，人称代词“我/你/他(们)”，否定词“不”/p/，“儿”/l/后缀等，同官话；

又因为词汇、语法的吴官混合，杭州话有“我们老婆”（我的老婆）这种让北方人诧异的说法（北方人：你们杭州人真会玩...）——杭州话人称代词同官话，而人称复数表示亲属关系的用法又和周边吴语一致。

杭州话的官话语音特点，其中有好几条也是北部吴语文读音的特点。又根据盛益民（2018），“东西”“立”“穿”“多少”“V-neg-V”等词语或语法结构来自官话，并从杭州扩散至宁绍地区（吴语本土说法分别为“物事”“徛”“着”“几许”“Vp-neg”）。可见，杭州作为三吴都会，是官话在吴地的传播中心，不断影响着四周的吴语区。

然而近代以后杭州话风光不再。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乱，杭州城内人口剧减，大量绍兴等其他地方的移民进入杭州，今日大部分杭州人祖辈都有来自绍兴的。因此，绍兴话对杭州话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绍兴移民后代长大并进入社会，绍兴话对杭州话的影响效果大概要到解放后才明显起来。该影响主要在词汇层面，如：

说：早期“说”，如今“话”/uo6/；

洗：早期“洗”，如今“汏”；

在：早期“拉哈”，如今“来东”。

也有一些字音和音系层面的影响，如：

声母：早期除了“我”/o/外无声母，如“娥”=“河”，“熬”=“豪”，如今“娥”“熬”等字都增生声母。

硬：早期说/n/（音同“恨”），如今说/a/。

谢谢：早期说/di di/（音同“技技”），如今说/dia dia/。

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阿六头说新闻》是一档以杭州话播民生新闻的节目

近几百年来，杭州语音、词汇上的吴语特征变得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因为地理位置在吴语区中心，在演变上缓慢趋同；另一方面是受绍兴移民影响，短时间引入大量吴语语音与词汇。如本文开头视频中50年代的杭州话，与今日的杭州话差异明显。

那么问题来了，杭州话到底属于官话还是吴语呢？

杭州话源自宋代汴洛音的观点一直深入人心。明清时期日本音韵学者认为杭州话有入声，分清浊，比当时的通用语南京官话更契合韵书，因此将杭州音尊崇为汉语的“正音”。

到了近现代，学者开始根据方言特点进行分区。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根据杭州话“塞音三分”的特点将其归为吴语，该书作为汉语方言学奠基著作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语言地图集》进一步将杭州话归类为吴语-太湖片-杭州小片。

然而，杭州话的方言归属问题仍旧一直存在争议。鲍士杰、游汝杰等学者将杭州划归吴语，但同时也承认杭州话中的大量官话成分，其中游汝杰称杭州话为“半官话方言岛”；而罗杰瑞、史皓元等学者则根据杭州话的诸多官话特点直接将杭州话划为官话。

杭州小片的分布范围（底图来自网络，由网友绘制）

其实，方言分区的目的只是为了将类似的方言归在一起以方便进行学术讨论。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比如基于历时演变还是共时变异），方言的划分结果也会有所不同。从历史来源来看，可以认为现代杭州话是临安官话不断受周边吴语同化的结果，至今仍保留着官话格局；而从当下面貌看，现代杭州话已有不少吴语特征，且杭州话的不少官话特征也见于周边北部吴语，两者相互影响难以割裂。因此，把杭州话划为官话还是吴语，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并没有绝对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