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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算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易学“天人合一”思想，应用于预测人生运动变化规律的方法。术数家用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按天干、地支依次排列成八个字(称为“八字”)，再用本干支所属五行生克推算人的命运，断定人的吉凶祸福。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2]，算命或起于先秦，当古埃及人用纸草记事、古巴比伦人以泥版为书时，中国的古人劈竹成篾，削薄打磨、火烤编连，将最鲜活的史实书于竹简，传遗后世。

相传始于唐李虚中，托名鬼谷子。唐韩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李君名虚中﹞，最深於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但传统算命的方式与方法还真不完善。四柱太阳律月亮律属于四柱预测的完整模式。学习算命，必须要掌握这些完整的技术，才不会走弯路。对待算命应本着科学的态度，相信而非迷信。

算命，亦称“子平命学”、“子平术”、“四柱命学”、“生辰八字”等。命理学俗称算命术，又称推四柱或批八字，它是以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所代表的天干地支配成八个字，以《易经》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为手段，对人一生的吉凶祸福进行预测的一门学问，是哲学与自然科学互相融贯而成的一种学说，是周易预测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在古代算命通常是一种利用个人切身资讯，例如脸与手的纹路，出生八字、姓名笔划等配合术数来预测或判断命运吉凶福祸并且寻求指点迷津的行为亦称指迷算命。千百年来，经过人们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而且已深深地扎根与人们的心灵中，经久不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更取命宫、胎元、大运、小运、流年，配合行年太岁、月令等的五行生克制化定休咎。五代有徐居易，宋有僧道洪，元有徐大升，明有刘伯温，清有沈孝瞻、陈素庵、韦千里、袁树珊、任铁樵等。更有盲派八字理论，盲派快速算命秘诀，金口铁断算命秘要等。

演变过程

古人对占卜算命痴迷是因为《礼记·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古人认为微小改变会对未来有很大影响。《吕氏春秋》记载：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和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同在边境上采桑叶，她们在做游戏时，吴国的姑娘不小心踩伤了卑梁的姑娘。卑梁的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出言不恭，卑梁人十分恼火，杀死吴人走了。吴国人去卑梁报复，把那个卑梁人全家都杀了。卑梁的守邑大夫大怒，于是发兵反击吴人，把当地的吴人老幼全都杀死了。吴王夷昧听到这件事后很生气，派人领兵入侵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占夷以后才离去。吴国和楚国因此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从做游戏踩伤脚，一直到两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直到吴军攻入郢都，中间一系列的演变过程，有一种无形的死亡力量把事件一步步无可挽回地推入不可收拾的境地。因此古人很认真的来对待封印厄运和旺福,因为微小的事情就可以改变未来命运，古人认为女士带紫冰银镶嵌蓝绒晶饰品，男士带红竹石饰品，在结印册上添加“隐岐元简、水差芥子、染付春秋”结押。从而可以祈福带来人生幸福的机遇，并且封印厄运。

殷商以前

在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下落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极端简陋和贫乏，每个氏族成员只有在原始的氏族集团中方能生存。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下，根本不存在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贱贫富现象。限于当时文明时化的程度，自然界在人们眼里具有无限的威力和神秘不可征服的力量。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如同动物一样无可奈何地服从它的威力。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地震洪水、疾病猛兽随时可以吞噬人类的生命”。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命运比较自觉的思考，那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人类从自然界攫取的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积蓄，同是也出现了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族。即历史迈进奴隶社会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命”在人们的心中并非指个人的贫富贵贱，命理名家于大有老师提醒您，推算命理是很严肃认真的事情，不要轻信一些网络软件的命理批断。而是专指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死生及人间的万物完全由那个神秘莫测的“天帝”来主宰，因此“天帝”是至高无上的。这从最可靠的出土文物殷墟甲骨文中得到有力的证明.

批八字老师-严峻

商人的祖先是顺从天命，吞了鸟蛋而生的。周人的祖先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孕育的。虽然这是荒诞的传说，但这个传说却蕴藏着我国先民们一个共同的精神信仰，即他们的始祖都是“天帝”的子民。不仅氏族的起源是“天帝”的意志，就连人类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是由“天帝”所决定，上至天子的人事安排、下到百官的职位设置，都要靠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帝”来安排，它主宰人的死生寿夭和吉凶祸福。其实，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帝”，指的是人间的天子。这种“天帝命定论”的观念，实为统治阶级神权政治的思想反映。夏商周时代政治上实行的是以严格的嫡长子世袭，庶子分封的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的是国家公有的井田制。为巩固这种制度，他们又实行严格的等到级制。人的贫富贵贱等等都是“天帝”的意志所决定了的，是终身不变、千古永恒的。只要敬天尊命，不逾法度便吉祥和顺；而逆天命无法度便咎由自取。

春秋时期

人类对命运的大胆探索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是在春秋时期。中国历史上，春秋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别是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手中的权力参与国家的政事；分封的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争霸，大力搜罗宗法血缘关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贫穷到为人赶牛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穷困潦倒的百里奚凭智谋被秦国拜相等，开了老百姓也能当大官的风气。进入战国，“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赵翼《二十二史札》卷二）。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剧变化，尤其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时人对天象运动规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发现“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这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人的穷富贵贱是“天命”都规定好的，亘古不变的，那么和天子关系最亲近的几十颗血淋淋的国君的人头何以落地？而贫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将入相？这无疑是给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命论”当头一棒。必然引起时人对“天命论”的信仰危机。反映在文学上也就出现了不少咒骂“天命论”的诗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诗经·小雅·节南山》

“天命反恻，何佑何罚。”《楚辞·天问》天上的上帝是如此地非分，喜怒无常，邪僻

算命

乖戾，任意降灾于人，人间的统治者是这样的昏庸无能，没有诚信，这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们撇开血缘决定命运的观念，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

“吕氏春秋”尽数篇写了“今世上卜巫祷祠，故疾病愈来”古代算命师发现算命后很多人都出现被算者得病、灾难连连的情况。这是因为算命是窥探天机，所以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遭到天罚。根据《序卦传》缓解和化解算命后灾难方法是女士佩戴蓝绒晶、橘子石或石碑护身符（石碑护身符是由“橘子石、云海石、影子石、橘子石”以上4种制作而成的）。上面3个物品同时佩戴任何两种都可以化解，男士佩戴红竹石、影子石、石碑护身符（石碑护身符是有影子石、红竹石制作而成）三者选2种佩戴才可以

西汉时期

如果说，西汉时期四柱预测学理论的初建多形而下总结的话，那么到了东汉王充禀气说的创立，使我国的命学理论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

王充继承前人唯物主义观点，主张气的一元论，他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源，"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王充《论衡·言毒篇》），万物差别的根源在于禀气的不同，"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王充《论衡·物势篇》），这本是进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王充机械地将自然界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但他的禀气说又形成了神秘论。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寿夭、贵贱、贫富、祸福的东西，是最初"在母体之中"禀受的"自然之气"，这在一个人获得生命之时便已形成了，就象草木的形态良莠决定于种子，鸟的雌雄强弱决定于鸟卵一样，人的命运所包含的一切都决定于最初禀受的"自然之气"，。他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胚胎在母体所禀受的气的厚薄，"夫禀气厚则体强，体强财其命长；气薄财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短寿。"（王充《论衡·气寿篇》）这都是先天注定和不可改变的。人的寿夭如此，命禄也一样。所谓"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王充《论衡·命义篇》）它不决定于人的才干贤愚等后天因素，决定于人最初偶然所禀的自然之气。自然之气有厚薄之别，所禀之气，厚者命贵，所禀之气薄者命贱。因此每个人的命禄是先天之气注定的。"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王充《论衡·命禄篇》）所以命贵的人和别人一样学习，只有他能做官；和别人一样做官，只有他能步步高升；命富的人和别人一样做生意，唯有他能发财，命贱的人则做样样事都徒劳无益，白白遭罪。吉凶也如此，"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王充《论衡·命义篇》）命当富贵，可以逢凶化吉，常安不危；命当贫贱，祸殃并至，常苦不乐，这是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

唐朝时期

天师后裔张金华认为算命术的确立始自唐代，但又以为其承续脉络有二，一是对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的继承，二是交融了西方的占星术。外国的星象历数迷信，大约是六朝时随印度、西域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一起传来中国的。如宋王应麟称：“土星行历推人命贵贱，始于唐贞元初都利术士李弼乾，传有《聿斯经》，本梵书。”元吴莱解释说，“都利”即“都赖”，是一条河流的名称，西域的康居城就建筑在都赖，李弼乾即来自康居国的外国术士，所传《聿斯经》是印度的星命书。又《通考》上也记有《称星经》三卷，“以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及罗喉计都紫气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宫度数，以推人贵贱寿夭休咎。不知所自起，或云天竺学也”。罗喉计都云云，显然是外国字，可证是由外国传来。由此可见，源自中国古代的星象五行的迷信，加之以外国的星象历数的迷信，在唐代一起构成了算命术(《中国古代民间方术》，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

五代宋朝

江氏在认定中国算命术形成于五代宋初、而且基本上无“进口”成分的同时，又引带出了这种算命习俗与传统的星占术有无渊源关系的问题。对此，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有渊源关系，并以《周礼·春官》有关冯相氏、保章氏专管岁时星象以推测人事祸福的记载为其先河，而人们常用“五星子平”或“星相命理”等作为算命术的别称，也足以为据。对此，江晓原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较晚期的一些择吉、算命之书常喜欢在书名上冠以“星”字而造成的误解，比如明代的《星命大全》、清代的《御定星历考原》等书，所言各种择吉、算命之术，皆与实际天象及天体运行无关，根本不符合星占学的基本定义。总之，古代中国星占学的基本特征是“军国星占学”，由《史记·天官书》中占辞的分类统计可见，没有任何一类、任何一条不属于军国大事的范畴内，都不是针对个人事务而言。平头百姓的个人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等等，在中国星占学中没有任何位置(同上)。

《算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易学“天人合一”思想，应用于预测人生运动变化规律的方法。术数家用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按天干、地支依次排列成八个字(称为“八字”)，再用本干支所属五行生克推算人的命运，断定人的吉凶祸福。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2]，算命或起于先秦，当古埃及人用纸草记事、古巴比伦人以泥版为书时，中国的古人劈竹成篾，削薄打磨、火烤编连，将最鲜活的史实书于竹简，传遗后世。

相传始于唐李虚中，托名鬼谷子。唐韩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李君名虚中﹞，最深於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但传统算命的方式与方法还真不完善。四柱太阳律月亮律属于四柱预测的完整模式。学习算命，必须要掌握这些完整的技术，才不会走弯路。对待算命应本着科学的态度，相信而非迷信。

算命，亦称“子平命学”、“子平术”、“四柱命学”、“生辰八字”等。命理学俗称算命术，又称推四柱或批八字，它是以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所代表的天干地支配成八个字，以《易经》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为手段，对人一生的吉凶祸福进行预测的一门学问，是哲学与自然科学互相融贯而成的一种学说，是周易预测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在古代算命通常是一种利用个人切身资讯，例如脸与手的纹路，出生八字、姓名笔划等配合术数来预测或判断命运吉凶福祸并且寻求指点迷津的行为亦称指迷算命。千百年来，经过人们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而且已深深地扎根与人们的心灵中，经久不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更取命宫、胎元、大运、小运、流年，配合行年太岁、月令等的五行生克制化定休咎。五代有徐居易，宋有僧道洪，元有徐大升，明有刘伯温，清有沈孝瞻、陈素庵、韦千里、袁树珊、任铁樵等。更有盲派八字理论，盲派快速算命秘诀，金口铁断算命秘要等。

演变过程

古人对占卜算命痴迷是因为《礼记·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古人认为微小改变会对未来有很大影响。《吕氏春秋》记载：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和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同在边境上采桑叶，她们在做游戏时，吴国的姑娘不小心踩伤了卑梁的姑娘。卑梁的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出言不恭，卑梁人十分恼火，杀死吴人走了。吴国人去卑梁报复，把那个卑梁人全家都杀了。卑梁的守邑大夫大怒，于是发兵反击吴人，把当地的吴人老幼全都杀死了。吴王夷昧听到这件事后很生气，派人领兵入侵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占夷以后才离去。吴国和楚国因此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从做游戏踩伤脚，一直到两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直到吴军攻入郢都，中间一系列的演变过程，有一种无形的死亡力量把事件一步步无可挽回地推入不可收拾的境地。因此古人很认真的来对待封印厄运和旺福,因为微小的事情就可以改变未来命运，古人认为女士带紫冰银镶嵌蓝绒晶饰品，男士带红竹石饰品，在结印册上添加“隐岐元简、水差芥子、染付春秋”结押。从而可以祈福带来人生幸福的机遇，并且封印厄运。

殷商以前

在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下落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极端简陋和贫乏，每个氏族成员只有在原始的氏族集团中方能生存。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下，根本不存在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贱贫富现象。限于当时文明时化的程度，自然界在人们眼里具有无限的威力和神秘不可征服的力量。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如同动物一样无可奈何地服从它的威力。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地震洪水、疾病猛兽随时可以吞噬人类的生命”。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命运比较自觉的思考，那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人类从自然界攫取的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积蓄，同是也出现了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族。即历史迈进奴隶社会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命”在人们的心中并非指个人的贫富贵贱，命理名家于大有老师提醒您，推算命理是很严肃认真的事情，不要轻信一些网络软件的命理批断。而是专指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死生及人间的万物完全由那个神秘莫测的“天帝”来主宰，因此“天帝”是至高无上的。这从最可靠的出土文物殷墟甲骨文中得到有力的证明.

批八字老师-严峻

商人的祖先是顺从天命，吞了鸟蛋而生的。周人的祖先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孕育的。虽然这是荒诞的传说，但这个传说却蕴藏着我国先民们一个共同的精神信仰，即他们的始祖都是“天帝”的子民。不仅氏族的起源是“天帝”的意志，就连人类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是由“天帝”所决定，上至天子的人事安排、下到百官的职位设置，都要靠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帝”来安排，它主宰人的死生寿夭和吉凶祸福。其实，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帝”，指的是人间的天子。这种“天帝命定论”的观念，实为统治阶级神权政治的思想反映。夏商周时代政治上实行的是以严格的嫡长子世袭，庶子分封的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的是国家公有的井田制。为巩固这种制度，他们又实行严格的等到级制。人的贫富贵贱等等都是“天帝”的意志所决定了的，是终身不变、千古永恒的。只要敬天尊命，不逾法度便吉祥和顺；而逆天命无法度便咎由自取。

春秋时期

人类对命运的大胆探索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是在春秋时期。中国历史上，春秋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别是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手中的权力参与国家的政事；分封的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争霸，大力搜罗宗法血缘关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贫穷到为人赶牛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穷困潦倒的百里奚凭智谋被秦国拜相等，开了老百姓也能当大官的风气。进入战国，“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赵翼《二十二史札》卷二）。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剧变化，尤其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时人对天象运动规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发现“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这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人的穷富贵贱是“天命”都规定好的，亘古不变的，那么和天子关系最亲近的几十颗血淋淋的国君的人头何以落地？而贫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将入相？这无疑是给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命论”当头一棒。必然引起时人对“天命论”的信仰危机。反映在文学上也就出现了不少咒骂“天命论”的诗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诗经·小雅·节南山》

“天命反恻，何佑何罚。”《楚辞·天问》天上的上帝是如此地非分，喜怒无常，邪僻

算命

乖戾，任意降灾于人，人间的统治者是这样的昏庸无能，没有诚信，这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们撇开血缘决定命运的观念，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

“吕氏春秋”尽数篇写了“今世上卜巫祷祠，故疾病愈来”古代算命师发现算命后很多人都出现被算者得病、灾难连连的情况。这是因为算命是窥探天机，所以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遭到天罚。根据《序卦传》缓解和化解算命后灾难方法是女士佩戴蓝绒晶、橘子石或石碑护身符（石碑护身符是由“橘子石、云海石、影子石、橘子石”以上4种制作而成的）。上面3个物品同时佩戴任何两种都可以化解，男士佩戴红竹石、影子石、石碑护身符（石碑护身符是有影子石、红竹石制作而成）三者选2种佩戴才可以

西汉时期

如果说，西汉时期四柱预测学理论的初建多形而下总结的话，那么到了东汉王充禀气说的创立，使我国的命学理论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

王充继承前人唯物主义观点，主张气的一元论，他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源，"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王充《论衡·言毒篇》），万物差别的根源在于禀气的不同，"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王充《论衡·物势篇》），这本是进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王充机械地将自然界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但他的禀气说又形成了神秘论。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寿夭、贵贱、贫富、祸福的东西，是最初"在母体之中"禀受的"自然之气"，这在一个人获得生命之时便已形成了，就象草木的形态良莠决定于种子，鸟的雌雄强弱决定于鸟卵一样，人的命运所包含的一切都决定于最初禀受的"自然之气"，。他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胚胎在母体所禀受的气的厚薄，"夫禀气厚则体强，体强财其命长；气薄财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短寿。"（王充《论衡·气寿篇》）这都是先天注定和不可改变的。人的寿夭如此，命禄也一样。所谓"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王充《论衡·命义篇》）它不决定于人的才干贤愚等后天因素，决定于人最初偶然所禀的自然之气。自然之气有厚薄之别，所禀之气，厚者命贵，所禀之气薄者命贱。因此每个人的命禄是先天之气注定的。"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王充《论衡·命禄篇》）所以命贵的人和别人一样学习，只有他能做官；和别人一样做官，只有他能步步高升；命富的人和别人一样做生意，唯有他能发财，命贱的人则做样样事都徒劳无益，白白遭罪。吉凶也如此，"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王充《论衡·命义篇》）命当富贵，可以逢凶化吉，常安不危；命当贫贱，祸殃并至，常苦不乐，这是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

唐朝时期

天师后裔张金华认为算命术的确立始自唐代，但又以为其承续脉络有二，一是对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的继承，二是交融了西方的占星术。外国的星象历数迷信，大约是六朝时随印度、西域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一起传来中国的。如宋王应麟称：“土星行历推人命贵贱，始于唐贞元初都利术士李弼乾，传有《聿斯经》，本梵书。”元吴莱解释说，“都利”即“都赖”，是一条河流的名称，西域的康居城就建筑在都赖，李弼乾即来自康居国的外国术士，所传《聿斯经》是印度的星命书。又《通考》上也记有《称星经》三卷，“以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及罗喉计都紫气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宫度数，以推人贵贱寿夭休咎。不知所自起，或云天竺学也”。罗喉计都云云，显然是外国字，可证是由外国传来。由此可见，源自中国古代的星象五行的迷信，加之以外国的星象历数的迷信，在唐代一起构成了算命术(《中国古代民间方术》，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

五代宋朝

江氏在认定中国算命术形成于五代宋初、而且基本上无“进口”成分的同时，又引带出了这种算命习俗与传统的星占术有无渊源关系的问题。对此，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有渊源关系，并以《周礼·春官》有关冯相氏、保章氏专管岁时星象以推测人事祸福的记载为其先河，而人们常用“五星子平”或“星相命理”等作为算命术的别称，也足以为据。对此，江晓原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较晚期的一些择吉、算命之书常喜欢在书名上冠以“星”字而造成的误解，比如明代的《星命大全》、清代的《御定星历考原》等书，所言各种择吉、算命之术，皆与实际天象及天体运行无关，根本不符合星占学的基本定义。总之，古代中国星占学的基本特征是“军国星占学”，由《史记·天官书》中占辞的分类统计可见，没有任何一类、任何一条不属于军国大事的范畴内，都不是针对个人事务而言。平头百姓的个人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等等，在中国星占学中没有任何位置(同上)。

上述各家的高见，都有载籍为依据，主要分歧在于如何辨识运用并加推论，同时也涉及到对“算命术”这一概念的定义理解。

说到刘伯温其实很多网友都知道的这个人也还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当然了也有的人说了这个人好像是有点点的前瞻性了，似乎是从现代社会穿越过去的，所做的一些事情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那么他有一部很著名的《烧饼歌》也是写的关于预言的，那么这个《烧饼歌》预言好像真的是有很多是真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下面跟随小编来揭秘看看吧！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儿：不知从什么是个开始，也许是2002年非典事件前后，网络上突然冒出了所谓的李白预言诗，预言了非典的发生，其后，包括马来西亚的海啸、汶川大地震、各地暴风雨，还有世界杯十六强、八强、四强、夺冠结果，都出现了李白预言诗。如果这些诗真是李白写的，毫无疑问，绝对是未卜先知的神仙级别的预言。但是，这些诗，其实都是在其所描述事件发生之后诞生的，诗的作者，就是一些为炒作、为吸引网民眼球的网络写手。后来还有人研发了一款名为李白预言诗软件(或者也叫藏头诗生成器)的软件，只要下载安装，输入关键词，就可以秒成一首活泼新鲜的李白预言诗。

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传说刘伯温所作预言未来的《烧饼歌》，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

不过，这个《烧饼歌》的产生年代也许要早一点，可以推及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它的流行和兴起，网络绝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要知道，人类对未来的命运总是充满了无限的兴趣，所以算命、测字一类迷信活动总是兴盛不衰，以致于世界各国都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预言家。

在这方面，中国人自然不甘示弱，许多爱热闹不嫌事大的人，不遗余力地推举出有名望的老祖宗与西方诺查丹玛斯等神级预言大师争奇斗艳，比如姜子牙、鬼谷子、诸葛亮、李淳风、袁天罡、邵康节，以及刘伯温等等。

姜子牙、鬼谷子的生活年代距今太久远，很多事迹细节不可考；李淳风、袁天罡、邵康节等人在历史上并无大建树，不过一闪而过的路人甲。

而诸葛亮和刘伯温都有个人传记见载于《二十四史》，是事迹斑斑可考、真实可感的历史人物。

民间因此有这样的谚语：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节军事诸葛亮，后世军事刘伯温。

可惜的是，《三国志》里面记载的诸葛亮从未干过诸如测风望气、装神弄鬼一类活动。而《明史》记载中的刘伯温却和传说中一样，都那么热衷于奇门斗数。

于是，神化有了土壤，好事之徒就伪造出诸如《烧饼歌》、《金陵塔碑文》之类神作，安在了刘伯温头上。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知道刘伯温不可能作出《烧饼歌》、《金陵塔碑文》之类神作，下面，我简单地说说刘伯温其人其事。

刘伯温为浙江青田九都南田山之武阳村(今浙江文成县南田镇岳梅乡武阳村)人，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十二岁考中秀才。元朝规定，考生必须到二十五岁才可以参加乡试。为了早达仕途，刘伯温二十二岁时，在报考环节作弊，虚报了三岁，结果一试中举，成为了元朝最年轻的举人。次年考中进士，也成为了元朝最年轻的进士。

不用说，这智商是很高的。

说出来让人更惊奇的是，学霸刘伯温在读书过程中，其实并不专心攻读儒家经典书籍，而爱读课外书，于诸子百家无一不窥，包括天文地理、兵法数学。十七岁时，还曾不远千里前往徽州歙县南乡的六甲覆船山借阅一本名为《奇门遁甲》的奇书，并因此结识了一大批明教圣者。

但是，科场上得来的功名和广泛阅读带来的知识并没给刘伯温带来太大的实惠，他在元朝出仕二十多年，先后出任过江西瑞州路的高安县任县丞、江西行省掾史、江浙儒学副提举等职，官阶一直在从七品到七品之间浮动。

元至正十三年(1353)，天下大乱，各路英雄竞相并起，为刘伯温提供了展示才能的机会。

可惜的是，已经四十出头的刘伯温还是那样默默无闻，他跟随地方官参与平定方国珍之乱，积极出谋划策，却谋不见用，最后不得不愤然弃职，隐居在南田山下。

元至正十六年(1356)，元廷政权风雨飘摇、摇摇欲坠，天下各路义军互相绞杀，逐鹿中原。

朱元璋在李善长的举荐下延请浙东高人宋濂出山。当时的朱元璋还是一个小虾米，宋濂深怕受他连累，极力推辞，甩锅给刘伯温，说青田刘伯温深谙象纬之术，您找他，他必能帮你成就大业。

元代诸帝喜欢方术，朱元璋生于元末，受此风气的影响，热衷于招揽善于观天象、验谶纬的奇人异士，他去请宋濂出山，就是冲着象纬之术去的。

宋濂说刘伯温这方面高明，朱元璋就改为转请刘伯温。

和宋濂一样，刘伯温也看不出朱元璋有任何坐大的迹象，断然拒绝。

朱元璋只好就此拉倒。

但是，再过了两年，朱元璋从各路势力中杀出重围，头角峥嵘，露出王者之相。

隐居在家的刘伯温追悔莫及，当朱元璋的手下、时任处州总制官孙炎来请他出山，他马上跟着孙炎，屁颠屁颠地到了已改名为应天府的金陵向朱元璋报到。

必须要说明的是，明朝建立后，《刘基行传》的作者为神化刘伯温，特意杜撰出西湖望云和陈说天命的故事。说在此十年前，刘伯温就看出了金陵有天子气，天命属于朱元璋，于是就与朋友叶琛、章溢应征赴金陵。这种胡言，千万不要轻信。

刘伯温到了朱元璋身边，起初是以儒生称军祭酒，负责一些看阴阳八卦、拜神祭鬼一类活儿。

刘伯温备受后人膜拜的事件是：陈友谅以倾国之力威逼应天府，应天府内诸将或主张投降、或主张逃跑，关键时刻，刘伯温祭出了其装神弄鬼那一套，对朱元璋说：我望二国气，敌衰我旺，只要沉着应战，一定能胜。朱元璋身为开创之君，喜欢刺激，喜欢挑战，得到了刘伯温观天象结论支持，信心大增，赐剑刘伯温，拜为军师，随后取得了龙江之捷。

中国人自来喜欢以成败论英雄，朱元璋取得龙江之捷，而刘伯温在战前预言了此战必捷，那大家都一致称赞此战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刘伯温的先见之明。

但这场战斗的胜利，完全是朱元璋舍命苦战换来的成果——激战中，朱元璋的座舰曾被敌军团团包围，若非将官韩成换上朱元璋袍服，假冒朱元璋跳水自杀骗过敌军，朱元璋极可能已经挂了。

可以说，朱元璋所遇之险，险过剃头。

如果说刘伯温真是有未卜先知的本领，知道了朱元璋会遭此大险却不预先示警相告，光凭这一点，朱元璋就可以把他杀掉了。

最耐人寻味的是，龙江之捷，基本奠定了朱元璋夺得天下的大势的先机，那些说刘伯温是这场战争主要功臣的人请注意了，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时，名单中根本就没有刘伯温这三个字。是在封赏完毕后的第二十天，才象征性地补封了两位三等伯，排在末位的就是刘伯温。

说到底，刘伯温得补封为最末一位的伯爵，朱元璋是看在他筹备登基、修建南京城、担当御史令、修建《大明律》、恢复科举等方面的表现，而且年纪也将近花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才封爵相慰，封为：诚意伯。

前面也说过，朱元璋看重刘伯温天文术数的知识，故授其太史令一职，安排他主持修订新朝的历法。刘伯温恃宠生娇，于吴元年(1367年)十一月装神弄鬼，大放厥词，声称什么荧惑星出现在心宿位，要求朱元璋下诏罪己，否则会有兵灾祸乱。向来迷信的朱元璋不敢不听，乖乖下诏罪己。

这么一来，刘伯温飘飘然得忘乎所以，甚至连自己几斤几两，姓甚名谁，都忘记了。洪武元年(1368)，刘伯温听说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有贪纵之罪，立马借祈雨之机将李彬斩首了。

李彬是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的私人，李善长事前曾请刘伯温不要急于杀人，先把问题调查清楚再说，但刘伯温连招呼都不打，在坛土遗下杀人。

由此，李、刘两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说起来，明朝文臣中的第一功臣就是李善长(刘伯温是传说中的第一功臣，与史实严重不符)，刘伯温与之结怨，前景不妙。

李善长其后就在朱元璋面前说了不少刘伯温的坏话，让朱元璋对刘伯温多少产生了不良印象。

也在这一年，出现了旱灾。

刘伯温忠实地履行职责，带领一大批天文学家焚香祈雨。

现在的科学表明，祈雨只是一项迷信活动，并不会带来任何成效。

问题是，刘伯温一直以来喜欢装神弄鬼，朱元璋迷信他已经拥有了吞云吐雾、呼风唤雨的能力，看他连续祈雨数月无果，大为不满，严厉责问，这是何故？

可能刘伯温本人也已经被自己所读的《奇门遁甲》一类书所骗，走火入魔，真相信了自己是神灵的代言人，听到朱元璋责骂，就装模作样地观天象、神算预测了一番，神神叨叨地答：阵亡士兵的妻室共有数万之众，居于别营，阴气郁结；工匠死后，腐尸骨骸暴露在外；张士诚的降卒们都编入了军户。这三点有干天和，所以发生旱灾。

既是这样，朱元璋就吩咐大臣将此三事一一妥加处理。

如果老天在这个时候恰巧下了雨，刘伯温肯定就会被吹捧成至高无尚的通天神仙，可以和《西游记》中车迟国的虎力大仙、羊力大仙、鹿力大仙齐驾并驱。

但苍天有眼，没有让刘伯温的神棍生涯继续，滴雨不下，天旱如故。

没办法，刘伯温请求还乡，灰溜溜地卷铺盖回青田老家了。

朱元璋崇尚方术，深觉得朝中不可缺乏术士，三个月之后，又把刘伯温召回了京城。

不过，在朱元璋眼里，文士的地位可是比文士要低的。

朱元璋的文集刻成后，他专门赐给了李善长、胡惟庸、宋濂三位文士，却没舍得给刘伯温这位术士也赏赐一本。

并且，在一次讨论谁是当今大儒的活动中，朱元璋明确表示，像宋濂、刘伯温这样的人还配不上称大儒。

偏偏，刘伯温就是摆正不了自己的位置，心怀导君于正的使命，身以儒者自居。

朱元璋对李善长不满，想换杨宪、汪广洋或胡惟庸为相，向术士刘伯温咨询。

刘伯温以帝王师的姿态，一一指出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的缺点，声称三人都不宜为相。

朱元璋听了，哈哈大笑，象是要跟刘伯温对着干似的，次第将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起用为相。

朱元璋这么干，刘伯温可就苦喽。

刘伯温说三人不宜为相的话陆续传三人的耳里，迅速陷入一种孤立的环境中。

如果刘伯温够机灵，能夹起尾巴，估计还能混下去。

但刘伯温还辨不清形势。

在一次朝廷祭奠孔子的活动过后，诸大臣分享祭祀用的肉。

刘伯温本来没有资格参加祭奠仪式，他却心安理得地站在了接受了祭肉的行列。

朱元璋忍不住提醒他说：你刘伯温不是在学圣人之道吧？你都没参加祭奠，却来要享受祭品，学礼学到哪里去了？

刘伯温被噎得无地自容。

朱元璋还不依不饶，下令停发其一个月俸禄。

刘伯温颜面扫地，没有办法，只好故伎重施，归乡隐居。

回到乡里，刘伯温闲不住，指手划脚，建议在青田设立谈洋巡检司。

胡惟庸在朱元璋面前诬陷刘伯温，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刘伯温想占来作自己的墓地，百姓不同意，他便请求设立巡检司来驱赶百姓。

刘伯温相当清楚，自己的老板朱元璋是非常迷信的，胡惟庸这番话没准会要了自己的老命。因此，顾不上沉疴多时，扶疾入朝，火急火燎地向朱元璋交待问题。

朱元璋一看，刘伯温身患重病，离死都差不远了，就没有多加为难，反倒还多番慰藉。

据说，胡惟庸也觉得过意不去，安排医生前来给刘伯温诊治。

但刘伯温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还日见加重。

朱元璋于是颁发诏书赐刘伯温归田里。

洪武八年(1575)四月十六日，刘伯温病死于家中。

关于刘伯温的死因，有人说是被丞相胡惟庸毒死的；也有人说是朱元璋使人毒死的；还有人说是患病病死。

但从情理上说，刘伯温既无功高震主之嫌、又无拥兵自重之祸，年龄上又已经65岁了，还身患重病，挣扎在死亡线上，朱元璋和胡惟庸何必要放出下毒杀人的大招？

综上所述，刘伯温的本领远远没有演义小说吹嘘那么大，在朝廷内说话的也没什么分量。

刘伯温本人好读奇数兵法之类的奇书，自己也尝试着写了两本，一本是《百战奇略》，一本是《时务十八策》。这两书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被引用的记录，即使刘伯温被神化后，也仍是无人问津，可见是两本没有什么营养的书。

刘伯温由人封神的轨迹肇始于十五世纪末，即明代弘治年间，声誉开始有所提高。十六世纪初期，武宗再次表彰了刘伯温的开国之功。而到了嘉靖十年(1531)，刘伯温的同乡、刑部郎中李瑜向当时的世宗朱厚熜上疏说：基(刘伯温名刘基)宜侑享高庙，封世爵如中山王(徐)达。意思是说，刘伯温应当陪着太祖朱元璋享受祭祀，他的子孙也应该像中山王徐达的后代一样世袭爵位。祭祀、爵位是国家大事。

大臣们一致赞成，说：高帝收揽贤豪，一时佐命功臣都有巨大的功勋，而帷幄奇谋、中原大计，却多是刘伯温的贡献，所以当初太祖在未定天下时就说刘伯温是自己的张良，后来封刘伯温爵位时又将他比作诸葛亮。刘伯温应该配享于太庙。

由此，刘伯温光荣升级成了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的大人物。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不外乎如下两个。

一、诸多跟随朱元璋的开国功臣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被杀、被充军、被除爵，被定性成了坏人。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其他人都成了坏人了，莫不成江山只是朱元璋一个孤家寡人打下来的？因此，身家还算清白的刘伯温就被拉出来当成从龙建勋之能臣来捧了。

二、刘伯温在担当太史令期间，除了编制历书等，还负责观察天象，同时兼管起草文书、策命、记史事、编史书、国家典籍、祭祀等，对宣扬朱元璋是真命天子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捧刘伯温，可不就是捧朱家的天命所在？

好了，说了这么多，我知道，我把刘伯温推下神坛，必定会引起很多人不满，会被喷。

但刘伯温终究是人而不是神，事实就摆在那儿，没办法。

最后要说的是，对于一生坎坷，饱受打击的刘伯温来说，拜托大家不要把他当作能掐会算、未卜先知的神仙来膜拜了，这么做，其实是对他真实人生的一个莫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