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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琼、尉迟恭、魏征、包公、海瑞等。

1、秦琼

秦琼（？—638年），字叔宝，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隋末唐初名将。初为隋将，先后在来护儿、张须陀、裴仁基帐下任职，因勇武过人而远近闻名。

后随裴仁基投奔瓦岗军领袖李密，瓦岗败亡后转投王世充，因见王世充为人奸诈，与程咬金等人一起投奔李唐。

投唐后随李世民南征北战，是一个能在万马军中取敌将首级的勇将，但也因此浑身是伤。唐统一后，秦琼久病缠身，于贞观十二年（638）病逝。

生前官至左武卫大将军、翼国公，死后追赠为徐州都督、胡国公，谥曰“壮”。贞观十七年被列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2、尉迟恭

尉迟敬德（585年－658年12月26日），名融（后世误载名“恭”），字敬德，以字行，朔州善阳（今山西省神池县）人。唐朝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尉迟敬德纯朴忠厚，勇武善战，一生戎马倥偬，征战南北，驰骋疆场，屡立战功。玄武门之变时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官至右武侯大将军，封鄂国公。晚年谢宾客不与通，于显庆三年（658年）去世，册赠司徒、并州都督，谥号“忠武”，陪葬昭陵。

传说敬德面如黑炭，擅使铁鞭，骑乌骓马，据《西游记》一书，尉迟恭与秦琼因保护唐太宗李世民免于龙王鬼魂之犯，成为两位道教传统门神，尉迟恭年少时曾为铁匠，后世铁匠常奉之为职业守护神。

3、魏征

魏徵（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唐贞观十七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祖籍巨鹿郡下曲阳县（现晋州市）。

隋唐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

官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号“文贞”。葬礼从简。同年入凌烟阁。

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

4、包公

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

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登进士第。累迁监察御史，曾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

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贵。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

嘉祐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

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逝世，年六十四。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后世称其为“包孝肃”。有《包孝肃公奏议》传世。

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

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奎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

5、海瑞

海瑞（1514年1月22日－1587年11月13日），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

历任州判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

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死于南京官邸。获赠太子太保，谥号忠介。海瑞死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广为流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门神

府”指的是王宫府邸，具有不同意义、一等（辅）国公的爵位的人的宅第。清朝的律法上有严格的房屋等级和房屋面积的限定。

爵位是郡王和亲王的府邸才能称为府，由内务府分给他们。

一般士大夫的宅第就只能叫“宅”，剩下的基本上都被称为宅。贝勒，就是“第”。除了有极少数的“第”是由皇帝赏赐以外、郡王、公主。

府”在产权上与“第”，原则上不可逾制，在府和宅之间还有一个等级，才能称为“府”，称为“第”。

以清朝为例，三品以上的官员的宅第，只有获得亲王，公侯以下事实上府和宅是两个不同等级房子的称法，一般“第”和“宅”是要自己出银子购置的，“府”是由内务府总管的皇产。

扩展资料

王府是封建社会等级最高的贵族府邸。北京市西城区现存的王府均为清代所遗，分亲王府、郡王府、贝勒府、贝子府共4个等级。

清代北京内城有满洲八旗分住，王府大多建在北京东西两城。清顺治帝进关定都北京后，所封诸王和以后各朝所封的亲王、郡王在西城建立的王府达30座，其中有亲王府18座，郡王府9座，蒙古王府3座。此外还有贝勒府、贝子府若干。

各位亲王、郡王只有接受了爵位，而无“国”可就。王府都建在北京城内，王府的产权属于朝廷，王爷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和继承权。

如果王爷的某个儿子袭封，自然可以在王府里继续住下去，如果王爷没有子嗣，或者是被废黜王爵，王府就要被收回，再由皇帝分给其他王爷居住。清朝的亲王和郡王都是皇子，他们在未成年时都住在紫禁城内，成年时才移居城内的各王府中。

据统计清朝有亲王、郡王封号的皇子将近70个，而北京城内的王府只有40个。

有的皇子死得早，还没到分府的年龄就去世了，有的甚至是死后追封的，还有的王府先后住过几个王爷。清朝的宗室封爵有十二等。

爵位的继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世袭罔替”，即亲王、郡王的后代中总是有一人袭封爵位。袭爵的人如果犯了罪，爵位仍然可以由其他人袭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铁帽子王”。

参考链接：百度百科——王府

综观李广一生，不能说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也多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而且李广曾有与卫青等人各领万骑，独任一面，受到武帝信重，充分展示将才的重大机会。可是李广却被打得大败，而且被生擒，只是凭一时之急智，才得逃回。“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汉书·匈奴传》）后来，“元朔六年（前123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可见李广的机会实在不少。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历时三、四十年之久，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在这一时期内，汉军曾对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南下骚扰问题。这三次战略反击，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李广自言“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可谓久经沙场之老将。而且李广亲历了汉匈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三大战役，但实在是建功不多，值得称道的重大军事成就几乎没有。最后还因违反军纪，延误战机，而落得“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

《汉书·匈奴传》载：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千人盗边，渔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又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之，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子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元朔二年也。

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安国军，事见《史记·韩长孺列传》、《匈奴列传》及《汉书·武帝纪》，事在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秋，时韩安国驻守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之后，韩将军徙右北平死。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居顷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按，石建卒年，《万石君列传》不载。《汉书·百官公卿表》系“李广为郎中令”在元朔六年，则建卒年当在此年。可见，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时在元朔元年至元朔六年，即前128年至前123年的六年间，也即在汉匈河南、漠南之战时期内。

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骑兵进犯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等地。汉武帝实施反击，派遣年青将领卫青率大军进攻为匈奴所盘踞的河南地。卫青引兵北上，出云中，沿黄河西进，对占据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所部进行突袭，全部收复了河南地。此役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并为汉军建立了一个战略进攻的基地。匈奴贵族不甘心失去河南这一战略要地，数次出兵袭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区。汉武帝于是决定反击，发起了漠南之战，时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卫青率军出朔方，进入漠南，反击匈奴右贤王；李息等人出兵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牵制单于、左贤王，策应卫青主力军的行动。卫青长途奔袭，突袭右贤王的王廷，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狈北逃。此役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朔方要地，彻底消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并将匈奴左右两部切断，以便分而制之。次年（前123年）二月和四月，新任大将军的卫青两度率骑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前后歼灭匈奴军队一万多人，扩大了对匈奴作战的战果，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远离汉境。

司马迁叙写李广声威，“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实际上，司马迁的这种褒扬，完全是一种虚美之词。李广为右北平太守的几年，正当汉武帝发起的反击匈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即持续数年的河南、漠南之战。在这次战役中，李广自始至终不在主战场上。虽然此役之起，在于匈奴骑兵进犯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等地。但汉军大规模的反击一开始便以永久性地解除京畿地区的压力，保障京畿地区的安全，进而获得战略进攻的主动权这一战略目标为行动方针，故而汉军专力于靠近京畿地区的西线战场，而以部分兵力固守东线，牵制匈奴兵力。而且汉武帝时期汉匈战争之重心自始至终不在东线，而在西线。李广担任的是牵制匈奴军力，策应汉军主力作战的作用。匈奴亦不以东线为主要进攻方向。而匈奴失守河南地后，多次力图恢复，不断袭扰朔方等地。汉军亦拼力保护，企图长久获得战略进攻之要地。故而汉匈随后战争的主战场交织在太行山以西的西线之河南、漠南一带，“其后匈奴比岁入代郡、雁门、定襄、上郡、朔方，所杀略甚众。”（《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东线之右北平并非双方争夺的重点，双方于此发生的战役稀少，规模也不大。因此司马迁所谓“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云云，褒表李广之威赫，不过虚美之词耳。

“居顷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前123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发起了汉匈战争中有名的河西之战。河西即现在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它为内地至西域的通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时它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对汉朝的侧翼构成威胁。汉廷为了打通通西域的道路和巩固西部京畿地区，遂决定展开河西之役。为此，组织强大的骑兵部队，委派青年将领霍去病出征河西匈奴军。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霍去病率精骑万人出陇西，越乌鞘岭，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长驱直入，在短短的6天内连破匈奴五王国。接着翻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千余里，与匈奴军鏖战于皋兰山下，连战皆捷，歼敌近9000人，斩杀匈奴名王数人，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多人，凯旋而还。同年夏天，汉武帝为了彻底聚歼河西匈奴军，再次命令霍去病统军出击。为了防止东北方向的匈奴左贤王部乘机进攻，他又让张骞、李广等人率偏师出右北平，攻打左贤王，以策应霍去病主力的行动。霍去病率精骑数万出北地郡，绕道河西走廊之北，迂回纵深达1000多公里，远出敌后，由西北向东南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大破匈奴各部，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与河西匈奴主力展开决战，杀敌3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是役，霍去病共俘获匈奴名王5人及王母、王子、相国、将军等百余人，收降匈奴浑邪王部众4万，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汉廷在那里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实边戍守生产。河西之战，给河西地区的匈奴军以歼灭性打击，使汉朝统治延伸到这一地区，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为进一步大规模反击匈奴提供了可能。

而《史记·李将军列传》载：

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在这次河西之战中，霍去病战果辉煌，而李广则仍然是损兵折将，功过相抵，未得奖赏。可见汉武帝给予了李广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可是李广偏偏不能有任何重大战功，屡战屡败。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换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失利与耻辱。后人常常叹李广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果生不逢时耶？果怀才不遇耶？司马迁于汉匈战争中军功最著的卫、霍二人殊无真诚赞誉由衷敬佩之词，倒是私心以为卫、霍出于外戚，其功亦出于侥幸。卫、霍诚出外戚，然其功果侥幸耶？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领五万骑，步兵从者数十万，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击匈奴。此役即汉匈战争中最为显赫最具有决定性的漠北之战。李广得罪于斯役。《史记·李将军列传》载：

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人们常常叹息李广生不逢时、受人排挤压抑的坎坷遭迹，却几乎没谁真正了解这位将军来说实在是太多了的感伤和仰慕，这也算是一个习焉不察的历史误会吧。这个误会当然是司马迁造成的。司马迁忍耻苟活，发愤著述，一腔心思、满腹牢骚都贯穿书中。由于史家的素质和个人的遭际，他对刘汉王朝有许多不满和怨忿，故而《史记》中时时可见强烈个人色彩的撰述和评判。他同情失败的英雄，放逐的臣子，带悲剧色彩的人物。屈原、项羽、韩信、贾谊、李广等等，这些人的传记成为《史记》人物传记中最为出色的篇章，洋溢着一种深深的敬惋。相反，他对那些成功的了人物如汉高祖刘邦、卫青、霍去病却别有一种冷峻挑剔的目光，别有一种不以为然的讥刺。如对于汉匈战争中功勋最为卓著的卫霍就殊少由衷赞佩之词，而私心以为出于侥幸。相对感人至深的《李将军列传》而言，记录卫霍二人之《卫将军骠骑列传》就极显平庸，论者甚至有谓“不值一钱”的。传记的这种出彩与沉晦的鲜明对比，直接导源于作者司马迁的个人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