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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冤案，是指大清真案、杨月楼案、张汶祥案、淮安奇案。

大清真案

清末，余杭士子杨乃武应乡试中举，摆宴庆贺。房客葛小大妻毕秀姑颇有姿色，人称"小白菜"。她本是葛家童养媳，曾在杨家帮佣，与杨乃武早有情愫，碍于礼义名份，难成眷属，只得各自婚娶。余杭知县刘锡彤曾为滥收钱粮敛赃贪墨，被杨乃武联络士子上书举发，断了财路，心怀怨隙。他儿子刘子和用迷药奸污了毕秀姑，又把她丈夫葛小大毒死。刘锡彤为保住儿子性命和发泄私愤，便"移花接木"，把杨乃武骗至县衙，严刑逼供，以"谋夫夺妇"定拟，问成死罪。杨乃武和其胞姐杨淑英、妻子詹氏不服，屡屡上诉，历时二年，前后几十堂，皆因刘锡彤上下疏通贿赂，以致官官相护，依旧判定死罪，并详文刑部。詹氏也因上告失败而获罪被拘，幸同科举人汪士屏联合士绅上书刑部辨冤，刑部侍郎夏同善驳回详文，并请得谕旨命浙江三大宪会审。杨淑英为救弟弟，怀抱侄儿去省城探监，求秀姑据实翻供，毕秀姑深觉愧疚，当即应允。谁知浙江巡抚杨昌浚为保住自己面子和众多参审官员顶子，依仗拥兵边疆左宗棠之势，会同藩台、臬台蓄意抗命，不准毕秀姑翻供，复以"通奸谋命"定拟，上奏。杨昌浚此举激起浙江士绅公愤，杨淑英在他们支持下，至狱中让杨乃武写冤状，冒死赴京，滚钉板告状。光绪帝生父醇亲王痛恨杨昌浚蔑视朝廷，又怕各省督抚仿效，决意替杨乃武翻案，以示警饬。正当杨乃武看透黑暗吏治，与秀姑欲以鲜血、头颅祭告天下："大清百姓盼望青天"之际，得到了醇亲王"大清有青天"的回答。出狱之日，杨乃武目击毕秀姑奉懿旨，被押解尼庵削发为僧，自己虽保住了命，却已一身伤残，几为废人，连举人功名也不准恢复，不禁黯然自问："我这冤案是昭雪了么？大清真有青天么?……"一曲冤歌传百年，长伴遗恨说青天！

杨月楼案

杨月楼是某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时，时誉赞其玉立亭亭艺兼文武。同治十一年年十二年年期间他在上海租界著名戏园金桂园演出倾倒沪上男女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就在同治十二年年冬天杨月楼因与一商家女子的姻缘而引发了一场官司。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一广东香山籍茶商韦姓母女共往连看三天韦女名阿宝年方十七，对杨月楼心生爱慕。归后便自行修书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连同年庚帖一并遣人交付杨月楼约其相见。杨月楼且疑且惧不敢如约，韦女遂病且日见沉重。其父长期在外地经商未在沪，其母即顺遂女意遣人告知杨月楼，令延媒妁以求婚。月楼往见遂应约，倩媒妁具婚书，行聘礼订亲并开始准备婚事，但事为韦女叔父所知以良贱不婚之礼法坚予阻拦谓，惟退。

韦母遂密商杨月楼仿照上海民间旧俗行抢亲，韦女叔父即与在沪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杨月楼拐盗罪公讼于官。于是正当其在新居行婚礼之日县差及巡捕至执月楼与韦女，并起获韦氏母女衣物首饰七箱据传有四千金，在将韦女解往公堂的路上，据记小车一辆危坐其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犹未去身也。沿途随从观者如云。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恰亦为广东香山籍人痛恶而重惩之当堂施以严刑，敲打其杨月楼胫骨百五。女因不仅无自悔之语反而称嫁鸡遂随鸡决无异志而被批掌女嘴二百。二人均被押监待韦父归后再行判决。此案一出立刻传遍街衢舆论轰动杨月楼是红极一时!人人皆知的名优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优伶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姓茶商则不仅属良家且捐有官衔，是有一定身份!家资小富的商人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此外韦杨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而乡党则以拐盗公讼于官县官又以拐盗而予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一时众论纷纷。最后为案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太后。不过，杨月楼案却是糊糊涂涂的了断。参与制造此案的人都未受到一点影响，照样高高兴兴当官搂钱。而杨月楼的妻子韦阿宝，亦被其父逐出家门不知下落。杨月楼忧愤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欺的不满。

张汶祥案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了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淮安奇案

清嘉庆十三年(1808)淮安水灾，官府赈济，李毓昌奉命至山阳县查赈，住在善缘庵。知县王伸汉要李多开户口，以中饱私囊。李不从，王惧事泄，买通李仆毒死李毓昌。知府王毂亦受王伸汉赂银4000两，验尸时即以自缢报案。李叔从遗物中发现血迹，开棺验见服毒状，赴京告状。山东抚臬奉旨复查如实，就把王伸汉等拘至刑部严讯。一讯得实，王侵贪赈灾银23000两，同知林永升1000两，其余数十人各得不等。王伸汉处斩刑，知府王毂处绞刑，江督铁保、同知林永升均革职，遣戍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革职，留河工效力，李的随从是在李的墓前凌迟处死皇帝老儿真发怒了其余佐贰杂职获徙流杖责者8人。此为清代四大奇案之一。

★佛教对灵媒的看法如何？（圣严法师）

所谓灵媒，在古代，男的称为觋（wizard），女的称为巫（witch）。宗教学上称禁厌师（sorcerer）、医巫（medicineman）、术士（magician）。西伯利亚和北亚洲以及阿拉斯加等地，则称为萨满（shamans）。是指一些能够通神、通灵、通鬼的人。他们能够差遣某些鬼神来驱除另一些鬼神；或者是请示某一些鬼神来协助求助的人们，指导人们如何克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以及满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欲望。所以，他们和人类的心理、生理上的弱点有着与生俱来的供需关系，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他们活动的踪迹。

高级的灵媒被称为祭师、先知、天使或圣者，而成为一般宗教徒信仰的中心。一般的灵媒，没有公是公非，故在基督教教势扩张之后的欧洲，便对异教的巫、觋，赶尽杀绝。在中国，巫觋往往也成为妖言惑众的祸源，所以，孔子主张不语怪力乱神。为何称灵媒为“怪力乱神”？因为他们的灵力来得没有理由，那些神鬼世界也没有一定的秩序和道德准绳；通常是会教人为善，但一旦和这些巫觋本身的权益冲突、矛盾时，就会散布谣言、颠倒是非、惑乱人心。故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宗教的灵媒信仰，虽然起起灭灭，但都未能登入大雅之堂。

从佛教立场看，修善积福是以持戒、布施而得人天福报。以因果的观点来说，教化大众、种善因、得善报；种恶因、受苦报。如果遭受到灾难、贫病等情事，最好的方法是忏悔、积德、存善心、说好话、做好事，所谓吉人自有天相，这是由于自修善法而得到护法神的惠助，以及诸佛菩萨的庇佑，不需要通过灵媒的关系来以善鬼赶恶鬼、以正神驱邪神。

灵媒确实有其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帮助，不过是挖肉补疮式的临时救济，无法真的解决问题。其后必须继续地挖肉、补疮，伤口永远在起灭交替着。求助于灵媒，粗看问题彷佛已经解决了，实质上是问题在连锁着，越陷越深；类似吸食鸦片、注射吗啡，越醉越沈。但是一般民众很难有此自觉。就像海里的章鱼，找不到食物时，可用它自己的触角充饥，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长此以往，就只有死路一条。因其违背了因果原则，也违背了自然律的秩序。

虽然，通过灵媒的帮助，有时也真的能够得到一时的意外之福；但是，那只是一种假相的告贷，是一种幻觉的满足而已。所以，学佛的人，不许说神弄鬼地自作灵媒，也不得亲近灵媒，应该依据佛法的指导，自求多福，努力开创明日的前途。

灵媒的力量既然来自鬼神的灵力，而且因为鬼神来去无踪、飘忽不定，所以任何一个灵媒，都可轮番接受到许多不同的灵体附身。一旦灵体离身，做灵媒的人，可能变成比常人还要软弱无能的人。如果经常为人赶鬼、治病、禳灾、祛厄，当灵体离身之后，灵媒自己本身就会遭受到恶报的惩罚。因此，凡是灵媒，经常都会恐惧灵体离身而失去灵力。故需常设法请鬼、迎鬼、供鬼、养鬼，保持与鬼灵接触，以达役使鬼神且保护灵媒本身的目的。

★佛教对神通、异能看法如何？

佛教承认有神通的事实，凡夫可得五通，出世的圣人有六通，佛有三明六通。

所以五通，一、能知过去世叫宿命通；二、能知未来世及现在的远处和细微处叫天眼通；三、能知他人的心念活动，叫做他心通；四、能用耳朵听无远弗届的声音叫天耳通；五、能飞行自在，有无变化，来无踪、去无影，瞬息千里，取物如探囊等，这叫做神足通。此由于功力的深浅，使得所达范围的大小和保持时间的长短有所不同，是属于有为、有漏、有执着的，跟解脱道无关，当然，也不是菩萨道，所以圣人必须另得漏尽通。

所谓漏尽，即去我执而证涅盘，小乘就是阿罗汉，大乘是初地乃至七地以上的菩萨。唯有佛得三明，即六通之中的天眼、宿命、漏尽的三通称为明，那是因为唯有佛的神通力，是彻底、究竟、圆满、无碍，是度众生的方便，不是异能异术的表现。一般外道得到了一些神鬼的感应，能差遣鬼神或被鬼神所差遣，就以为得到了三明六通，是非常幼稚和危险的事。神通有一定的修法，有的是以习定而发通，有的是以持咒而发通。修定得通，首先是注意力集中，心力增强，用心念把自己身体的官能接通宇宙的磁力和电波，再对于波长的选择性和接收力的训练、沟通到达某一种程度，自然产生神通的功用。这都是在物质范围之内，没有物质的条件，神通无法表现，也无从训练。故以基础的道理而言，唯物论者也能练成神通。关于用咒力达成神通的目的，则是以特定的某一种或几种咒语来感通鬼神或差遣鬼神，被鬼神所役使或役使鬼神。咒的力量，我们在另一篇中已介绍，是代表特定鬼神的符号和威力，所以，有感应特定鬼神的作用。

这两种比较，前者如定力退失，则通力也退失；后者如鬼神远离或犯了禁忌，通力也会退失。鬼神的力量，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现：一是载附于人的神经官能而出现；一种是从耳根的耳语得到消息。附载式的神通和传话式的神通，实际属于感应的范围，还没有到达神通的程度；可是附载式的感应，很容易被以为是他们自己修成的神通，因为不自觉有鬼神附体的感受。

因为神通不能违背因果，不能改变既成的事实，只能够预先得到消息或从远距离得到消息，而做暂时的回避和阻挡。神通也是自然现象之一，他不能跟自然的规律相违背。所以，好显神通的人，除了显异惑众之外，对于乱世的大局无补，对于混乱的社会无益，对于彷徨的人心无助，反而沈迷于神通现象越深的人，脱离正常的生活越远。

因此，佛世时代，佛不许弟子滥用神通，阿罗汉的弟子们，也并不是都有神通。相反的，若用神通，虽能感化众生于一时，不能摄化众生于长久。而且，善用神通如比丘之中的大目犍连，比丘尼之中的莲花色，分别为罗汉、罗汉尼的神通第一，结果，大目犍连死于鹿杖外道的乱棒，莲花色死于提婆达多的铁拳。故历代祖师从印度到中国，使用神通来传播佛教的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这些人，如果在使用神通之后，大概会离开当地，或者舍报身往生他界。如果常显神通而不收敛，必然遭致杀身之祸、枉死之灾和凶死之难；舍寿于非时，这都是由于违背因果，抗拒自然的结果。

如众人所知，西藏地处高原，崇山峻岭之中，潜修密行，苦修禅定，精练神通之士不少，其中有人能够呼风唤雨、洒豆成兵，以飞剑杀人于千里之外；可是西藏的佛教史上，也有过几次的法难，也就是佛法遭受恶王的摧毁和消灭之时，神通即失效。

又据说台湾本岛，现在也有不少已得所谓三明六通的异能之士，可是台湾本岛，几乎年年都有台风、地震、水患，以及扰乱大众安宁的黑社会流氓、地痞、强盗、土匪，那些具有神通的人士为何变成了无能无力而不问不闻？

可见得业力不可思议，共业和别业，该受的仍然要受，迷信鬼神的神通救济，只有增加更多的困扰，损失更多的财产，消耗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怪力乱神是孔子所不语，识者所不取。在今天社会文明、知识普遍的时代，凡事应以正信的佛法，从事于智慧的开发和努力，不应迷信所谓神通的奇迹，因为，那实际上不过是鬼神现象的幻术罢了。（参阅拙著《学佛知津》〈神通的境界与功用〉）

有,

腐刑又叫宫刑，它是中国古代五刑之一，也是最残酷的刑罚之一。执刑人用刀子剜掉受刑男子的睾丸，对受刑女子同样是破坏其生殖机能。总之，这是一种对人格施以极大侮辱的惩罚。

一、什么是宫刑

“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这些不同的名称都反映出这一刑罚的残酷。所谓蚕室，据唐人颜师古的解释：“凡养蚕者欲其温早成，故为蚕室，畜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也许是最早的无菌室概念），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这就是说，一般人在受宫刑以后，因创口极易感染中风，若要苟全一命，须留在似蚕室一般的密室中，在不见风与阳光的环境里蹲上百日，创口才能愈合。宫刑又称腐刑，这是因为，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从此像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结实。宫刑又称阴刑，是指对男子或女子的阴处施刑。称为椓刑，见于《尚书·吕刑篇》，“椓”据《说文》释是以棍击伐之意，据马国翰《同耕帖》载，古有椓窍之法，谓用木棍敲击女性下身，以破坏其生育机能。

二、宫刑的由来

宫刑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在《尚书》中有几处提到了五刑和宫刑，例如《尧典》中就有“五刑有服”语。今出土的周鼎金文字中有“仲宦父鼎”，文曰：“中宦父作宝鼎，子子孙孙永宝用。”《尚书·吕刑篇》中有“宫辟疑赥，吕刑篇罚六百锾，阅实其罪”语；又云：“爰始淫，为劓、刖，椓（即宫）、黥。”又云：“舜典五刑，宫。”《慎子》一书有：“虞五诛，以艾毕当宫。”《周礼》则云：“夏宫辟五百。”从以上记载看来，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字为“士”与“寸”二字构成，在古代，“士”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士女”即男女；“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寸”合在一起就是用刀割去男性生殖器。男子受宫刑，一般理解是将阴茎连根割去，但据古籍记载，也有破坏阴囊与睾丸者。如《韵会》一书云：“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外肾是指阴囊和睾丸，破坏了它，人的性腺即不再发育，阴茎不能勃起，从而丧失了性能力。

三、施宫刑的目的

据考证，宫刑最初的作用是为了惩罚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即“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丈夫淫，割其势也”。《伏生书》传更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由此可以推见，宫刑是在一夫一妻制出现后的事，否则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对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的惩罚了。而且，再从五刑的排列来看，宫刑是肉刑中最重的，仅次于大辟（斩首），显然当时人们思想中还残留着原始时代的初民对生殖器崇拜的影响，生殖器的价值仅次于头颅。传说中的尧舜，大致是中国的父系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一夫一妻制逐渐确立，所以宫刑在那时开始出现是完全可能的。

宫刑的最初作用，只限于惩罚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这在人类的婚姻制度刚刚跨入文明门槛的当时是现实的。但是，在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残暴的统治下，宫刑的施刑范围扩大了，扩大到与初意完全不相干的地步，成为镇压平民和思想异己者的一种严酷手段。这种扩大始于何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至迟到周穆王时，已规定“宫罪五百”，西周时受宫刑的罪名已相当多，而且受刑对象是广大奴隶和一般平民，至于奴隶主贵族是“公族无宫刑，不剪其类也”。“不剪其类”就是不绝他们的后代，奴隶主贵族即使犯了当宫之罪，也只服椓刑，即将犯人剃光头发，锁住颈项服劳役，“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宫者”。可见，古代的刑罚带有多么鲜明的阶级性。宫刑施用的范围到了后世越来越大，如到了战国时期，《列子·说符篇》载有人曾劝秦王以仁义治国，秦王处以宫刑，罪名是“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已经用危害国家的罪名处人以宫刑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造阿房宫筑骊山时竟发隐宫刑徒70余万人服劳役，这里的“隐宫”是指宫刑，这70余万人中已受过宫刑的人肯定是不少的。

四、宫刑的发展

秦朝是由于残暴统治而迅速覆亡的，继之而起的汉王朝从本质上看也好不了多少。宫刑在汉朝更为普遍。汉景帝时，就虽规定某些死刑可由宫刑代替，汉武帝生性残酷，在他的统治时期，正史上有记载的大臣受宫刑的就有司马迁、张贺、李延年等人。司马迁因为汉武帝询问看法时说了真话，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了几句，“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这就是被处以宫刑；张贺因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张贺也受了宫刑。东汉昭帝也曾下诏：“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从法令上又扩大了宫刑的范围。大臣、官吏稍微违背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就要受此酷刑，平民百姓受这种酷刑蹂躏的人肯定更多了。到了南北朝，宫刑仍在不断实施。特别是北魏对宫刑的施行更有明确规定，据《通志》卷十六载，北魏凡犯“大逆不道要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所以在北魏时宫刑一般多用于被认为是谋反大逆者的子孙。例如《魏书》卷九十四载平季被处宫刑，就是因为他的父亲与和尚一起企图谋反而被牵连的。受宫刑者的罪略次于死刑，即使对他们赦免也被作为奴隶送交官府，例如北齐后主曾发恩一次，把原来当受宫刑的人，普免作为官奴。

从以上历史看来，宫刑的施行范围虽然扩大了，虽然不仅仅是惩罚被认为是男女不正当的性关系而作为镇压反抗者的一种残酷手段，但仍与性有一定的联系，就是使受刑者丧失性能力，从而断子绝孙。这在十分重视子嗣和后世香火的封建社会，确实是十分严酷！宫刑还有摧残受刑者的身体与精神的目的，受刑者终生受辱，生不如死。司马迁是个意志坚强、胸怀大志的人，可是他每当想起自己受宫刑这一耻辱，都仍然要发汗沾背，想“引决自裁”，不想再活下去了。施用这种酷刑，不能不引起历史上一些正直人士的反对。著名的如东汉时的陈忠、孔融，三国时魏国的王朗等，他们都力主废除宫刑以及其它一些残酷的肉刑。但是，也有一些人秉承最高统治者的旨意，死抱住宫刑不放，如和孔融、王朗同时代的钟繇、陈群就是如此。到了隋朝开皇时虽然正式废除了宫刑，在以后历代的刑制上不见这一条了，但有些皇帝及一些豪贵仍凭自己的旨意任意施加，直到明、清。

例如，唐朝的安禄山曾阉一个叫猪儿的人，血流数升，差点致死；后来，安禄山也被猪儿切腹而死。“初，猪儿出妻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慧黠。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因为阉人，禄山颇宠之，最见信用。禄山壮大（肥重三百三十斤），每著衣带，三四人助之，两人抬起肚，猪儿以头戴之，始取裙裤带及系腰带。玄宗宠禄山，赐华清宫汤浴，皆许猪儿等入助解著衣服。然终见刳，猪也。”又如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大诰》中就规定了许多严刑峻法，其中就有阉割为奴的内容。在明洪武九年，南京皇宫营建勤身殿，只因有关官员把中等工匠误奏为上等工匠，朱元璋大怒，竟然要把这2000多个工匠全部阉割，幸亏有人竭力谏止，才使这些工匠免遭惨祸。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施用宫刑是多么任意、随便。在明朝，不仅朝廷用宫刑，某些高级将领也滥施淫威，据《万历野获记》记载，明英宗时，靖远伯王媪在征战某地时，竟将民间幼童阉割为奴，明英宗知道后并不干预，可见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被允许的。到了清朝，有所谓“闺刑”，即一些在刑制上没有明确列出条目的酷刑，其中也难免没有宫刑了。

五、宫刑的操作

阉割过程是相当残酷的，被阉割者会因失血过多或过于痛疼而长时间昏迷，止血消炎的措施也非常简单，只是“以灰火傅之”。二是用利刃割开阴囊，剥出睾丸。用这一方法进行阉割显然并不需要完全割除生殖器官，但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洪迈所著《夷坚志》卷八对这一方法有所记载。另据记载，古代还有所谓的“绳系法”与“揉捏法”。前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用一根麻绳从生殖器的“睾丸”根部系死，虽不影响溺尿，却阻碍了生殖器的正常发育。久而久之，男童的生殖器便会失去功能。后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由深谙此道之人每天轻轻揉捏其睾丸，渐渐适应后，再加大手劲，直至将睾丸捏碎。然而，专将睾丸割去或捏碎，如果是业已发育之人，尽管能够完全避免授精，但其性欲及淫乱宫廷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会依然存在，甚至有的人反会因此而更加强劲耐久。所以，古代的宦官都是采用“尽去其势”之法，将生殖器全部割除。

在古代相对落后的医疗技术条件下，阉割手术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明代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一次精选了虏获的苗族幼童1565人，将他们统统阉割，准备悉数送呈朝廷。但由于手术太残酷及医疗技术条件太差，在阮让自阉割幼童到奏闻朝廷这短短的时间内，幼童疼死、病死者竟达329人。后来，阮让又重新买了一批幼童加以阉割，以补上死亡之数，送呈朝廷。阮让前后共计阉割幼童1894人，死亡率接近20％。如此集中而大量的死亡，显然同阉割手术失败或手术后的并发症有关。

历代古籍对阉割手术的具体情形大致上都记载得很是简略。清朝末年，一些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对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宫廷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阉割手术情形。但这些描述多为道听途说，远不及清末宫廷宦官以切身经历为基础的回忆详细，其可信性也值得怀疑。据清末宦官回忆，北京城有两个赫赫有名的阉割世家，号称“厂子”：一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另一是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主持其事者都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家族世传，六品顶戴，称“刀子匠”。两家据说各有绝招，但技艺绝不外露，只是父子相传。

净身需要选好季节，最好在春末夏初，气温不高不低，没有苍蝇蚊子，因为手术后约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净身者在手术前都需履行必要的手续，其中关键是订立生死文书，并需请上三老四少作为证明人，写明系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将来出麻烦吃官司。费用自然是要收取的，但净身者多来自贫困之家，一时或许拿不出很多银子，因而可以待进宫发迹后再逐年交纳。这些也需要在文书上写明白。但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带着的，一是送给刀子匠的礼物，一般是一个猪头或一只鸡，外加一瓶酒。二是手术所用的物品，包括三十斤米、几篓玉米棒、几担芝麻秸及半刀窗户纸。其中，米是净身者一个月的口粮，玉米棒烧炕保暖用，芝麻秸烧成灰后用来垫炕，窗户纸则用来糊窗子，以免手术后受风。刀子匠要准备两个新鲜的猪苦胆、臭大麻汤和麦秆。猪苦胆有消肿止痛的作用，手术后敷在伤口处；臭大麻汤的功用很多，手术前喝一碗让人迷糊，起麻醉作用，手术后再喝，让手术者泻肚，以减轻小便的排泄量，保证手术成功；麦秆的功用不言自明，即手术后插入尿道。

手术过程中，除了主刀者外，一般还需三四名助手。被阉割者都需采用半卧姿势仰倒在床位上，几位助手将他的下腹及双股上部用白布扎紧、固定，然后有人负责按住其腰腹部，另外的人则用“热胡椒汤”清洗阉割部位，加以消毒。用于阉割的手术刀是一种呈镰状弯曲的利刃，据说是用金与铜的合金制成，可防止手术后感染，但使用时通常并没有特别的消毒措施，在火上烤一下，便算是消毒了。这一切完成后，主刀者即用镰状弯曲的利刃，对被阉割者的阴茎连同阴囊进行切除，通常分两步：

第一步是割睾丸。在球囊左右各横割开一个深口子，把筋络割断以便把睾丸挤出来。这需要阉割者身子打挺，小肚子使劲往外鼓。待用全身的力气把睾丸挤出来，刀子匠会把片好的猪苦胆贴到球囊左右两边。

第二步是割阴茎。这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割浅了会留有余势，将来里面的脆骨会往外鼓出，就必须再挨第二刀，即宫里俗称的“刷茬”；如果割深了，将来痊愈后会往里塌陷，形成坑状，解小便时呈扇面状，一辈子不方便。宫里的太监十个有九个都有尿裆的毛病，这就是阉割的后遗症。阴茎割除后，要插上一根大麦秆，然后把另一个猪苦胆劈开，呈蝴蝶状地敷在创口上。据说也有的是用栓状白蜡针插入尿道，并用冷水浸湿的纸张，将伤口覆盖包扎。这大概是净身场所不同而出现的技术性差异。

被阉割者在手术后必须由人架持搀扶着在室内遛二至三个小时，然后方可横卧休息。手术之后的三天，是被阉割者最难熬的时光。在这三天里，他们躺在特制的门板上，双手、双腿都被套锁牢牢地捆住，根本不能动，目的主要是避免触摸创口，以免感染。门板中间还留有带活板的小洞口，大小便时用。当时也没有太好的止痛消炎手段，为了避免伤口感染要严禁饮水，可谓是痛苦异常。待三天后白蜡针或麦秆拔除，尿液能够排出，手术即告成功。然而苦难并没有过去，最重要的是抻腿，每抻一次都痛得心肝碎裂、浑身发颤，但这对阉割者来说是必须的，否则可能导致腰佝偻，一生都不能伸直，所以只能忍受这种剧痛。此后的调养期仍需百日左右。

每一个被阉割的男人，都毫无例外地经历过一番惨痛的折磨。这一过程是如此的残酷，如此的痛苦，以至于那些惨遭阉割者终其一生都对此记忆犹新。清末太监马德清曾在晚年回忆道：

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什么注射针、止血药那一类东西……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那儿，把他要命的器官从他身上割下去，那孩子该多么疼啊！一根根脉通着心，心疼得简直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手术后，要在尿道上安上一个管子，不然，肉芽长死了，尿就撒不出来啦，还得动第二次手术。我后来听懂得这个道道的人讲，割掉那个玩意儿以后，不能让伤口很快地结疤……所以要常常换药。说实在的，哪里是药呢，不过是涂着白腊、香油、花椒粉的棉纸儿。每一次换药，都把人疼得死去活来。

被切下的阳具，称为“宝”，而在通常情况下刀子匠确实会把这东西像“宝”一样地藏起来，被净身者反而无权要回。经过刀子匠的加工之后，“宝”一般会放入“升”中，用大红布包好，小心地放置在室内高处，称“高升”，取升至高位之意，借以预祝净身者将来走红运，步步高升。等到将来净身者发迹了，赎回自己的“宝”，刀子匠就可以趁机量财索讨。赎回自己的身上物，阉者称为“骨肉还家”。这在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喜事，仪式非常隆重，就如同迎亲一般。也有由净身者的家人自己保存的情形。过去乡间贫苦人家，高处莫过于房梁，因而多将之垂吊于梁上，每过一年升高一截，以祝愿孩子能够在宫里“步步高升”。

保存“宝”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为了做宦官后升级时查验，以证明阉者身份，即通常所说的“验宝”；二是将来宦官死后，要将“宝”放进棺木里一起埋葬，因为宦官们希望自己到另一个世界或转胎之时能恢复男人的本色；三是中国传统中有身之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宦官作为刑余之人已属不孝，不能传宗接代更属不孝之大者，所以将“宝”加以保存，死后随棺而葬，也是一种心理的补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阉割是成为宦官的必要前提，但并不是每一个被阉割的人都能够顺利地进入宫廷的，历朝都有严格的选用制度与程序。不过，无论进入宫廷与否，受阉之人自此就开始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也正因如此，他们普遍认为，人生的一切苦乐都是从受阉之日开始的，而受阉之日就成为其新的诞辰日，日后算命也是依据受阉之日的天干地支。

岳不群的挥刀自宫大约是古典宫刑的最高技艺，出那点血算不了什么，一点穴就成；而有紫霞神功真气内守，更不必担心什么感染。但现代宫刑却更人性化更科学。据说挪威丹麦等国家有所谓“化学宫刑”，专对那些丧心病狂而又诚心悔改的色魔而施，以化学的方法而阉掉其性欲。存其形而去其神，可谓宫刑之最高境界。

六、女人的宫刑

针对女人的宫刑叫“幽闭”，这是少为人知的“技术”！王夫之《识少录》中说：“传谓‘男子去势，妇人幽闭’，皆不知幽闭之义。”鲁迅在《病后杂谈》中说，对于这种刑罚，“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鲁迅没有细说“幽闭”是怎么回事，偶想不是他卖关子，而是不忍或实在是耻于祖宗的“伟大发明”。清朝褚人获《坚瓠集》，在卷四里有“妇人幽闭”一条，作者引用明代王兆云《碣石剩谈》中的一段话，把“幽闭”解释为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其牝户，只能便溺，而人道永废矣。是幽闭之说也。今妇有患阴颓病者，亦有物闭之，甚则露于外，谓之颓葫芦，终身与夫异榻。””王兆云自称这解释得自“刑部员外许公”，大概是可信的。由此可见，“幽闭”就是人为地造成的子宫脱垂，是破坏女性生殖器官的酷刑。此外，还有私刑中的“幽闭”，据褚人获《坚瓠集》记载，有不少官绅家中的妒妇虐刑婢媪，“捣蒜纳妾阴中，而以绳缝之”，或“以锥钻其阴而锁之，弃钥匙于井”等等。可见，这一类的酷刑不但在朝廷中用，官绅之家也用，肆虐面很广。值得注意的是，“幽闭”最早的记载见于《尚书.名刑》。从周秦到明清受此刑而死的妇女决不会少（她们可没人象司马迁一样留下芳名来）。古人亦认为这是仅次于死的酷刑（见《汉书·孔安国传》）。所以王夫之说：“国初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大概正因为这样，此刑渐废。

七、思想的宫刑

宫刑初用来驯服奴隶和俘虏,后来才主要用来惩罚和防范“性犯罪”。天子们后妃众多（虽然周代的天子相对于后世那些七十二嫔妃，佳丽三千的帝王老婆来得少些。但依周礼还是拥有十二位老婆。联想到当今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尚有人绞尽脑汁地去发明什么贞操内裤。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个拥有十二位老婆的正常男人惶恐的心境。）难保她们中没有想红杏出墙的。派些奴仆服侍兼监视她们。又难保证他们中没人想监守自盗。既然没有把握，又不希望戴绿帽子。也就只能本着“宁可错割千人，不可放过一个”原则把奴仆们一一阉掉。使其成为不能对天子们后宫性垄断地位构成威胁的太监。而至此始宫刑成为主要是制造太监预防后宫性犯罪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惩戒性犯罪的刑罚存在了。即使偶然以刑罚的面目出现，也不再是用来惩戒生理淫乱。如司马迁被宫刑就绝非是因为他乱搞男女关系殃及后宫。而是因为他在思想上与汉武帝不一致并在言语上顶撞了汉武帝。至于汉武帝为什么不用刖刑之类的刑罚或割掉司马迁的舌头（有人这样干过，在文革中更升华为割喉管），大概是因为汉武帝认定司马迁的行为是对其政治统治的一种“意淫”。既然是“淫乱”那么处以宫刑也就理所当然了。思想上的意淫历代都是帝王所深恶痛绝的。它不象普通性犯罪，可以捉奸在床，然后没收它的作案工具，一劳永逸。它是种思想犯罪，极其隐蔽，不易防范，又极易传播。而对统治的威胁性又极其致命。因此它成了历代统治者最棘手的事。帝王要制约民众的行为容易，想钳制民众的思想却非常困难。汉武帝对司马迁施以生理宫刑就是一种钳制思想的尝试，但效果并不理想。其实这种尝试秦始皇也做过，但焚书坑儒的效果并不佳，那个万世帝国只传了两世就终结了。或许是汉武帝认识到了生理上的宫刑对思想犯没什么效果。转而寻求思想上的宫刑。“君权神授”“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等阉割理论正符合了汉武帝的需要。也符合了以后各代帝王的需要。只是在宋代以前，这种思想上的宫刑并不成熟。宋以后朱程理学把儒学演化成了儒教。成为了一种阉割民族血性的利刃。而文人更是首当其冲，学问越大就被阉割的越彻底。而科举制度则成了这种思想宫刑的帮凶。所有想进仕林的文人都不得不“欲成神功，挥刀自宫”。而被精神阉割过的人，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都与被骟的牛没什么两样。只知道吃草干活，其他一概不知，连杀都不用捆。而且人比牛更甚，被杀前多是跪在地上嘴里念着谢主隆恩，然后或服毒，或抹脖子或上吊。不但文臣如此，武将也不例外。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紧箍咒般套在了他们的头上。更为严重的是整个民族被这种思想宫刑所阉割，人性中只剩下了麻木。这也直接导致了蒙古族以至始至终不足十三万蒙古族骑兵的兵力灭亡了汉族政权。而满清灭明时，满族军队也不过十五万。而在此之前，被异族整个吞并是从未有过的事。只不过蒙古族的统治者没有认识到科举制度对统治的有益帮助，而废除了科举。使汉人渐渐恢复了些民族本性。终于在一个没多少学问的和尚带领下恢复了汉族政权。明朝恢复了科举制度，汉族又故态复萌了。据传十来个倭寇就能深入大陆腹地，并能在南京城周围大杀一圈，而无人抵抗。这让我想到了在抗战时期的南京大屠杀，那些被屠杀的人往往是一脸的麻木，排着队一批批被杀，而反抗者寥寥。人性的麻木和尚武精神的丧失，证明了朱程理学灭人欲的思想宫刑阉割民族的成功。但其稳定社会稳定统治的作用远远小于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人欲虽然有恶的一面，但也正是人类文明前进的原动力。正是随着人欲的消亡，汉族的精神也随之消亡了。汉族从此就不再有其前期的辉煌。只剩下落日的余辉下从故纸堆里寻找自尊的能耐。

诸子百家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的大黄金时代，是中华民族生命力最活泼旺盛最朝气蓬勃的时代，中华人的思想学术百花怒放光芒四射充满了想象力可谓奔腾驰骋彩虹四起处处是活泼的灵性和丰富的生命。然而自从被施以思想的宫刑，光芒从此黯淡！两千年中，中国人的学术思想著作百分之九十都是对有限的几本古书经典的研究再研究，所谓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那几本书做注解，甚或是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证，互相抄录，辗转引据，积成烟海，终至于皓首难穷。但从此，中国人的思想统一了，天与人合一了，紧密团结在天的周围万众一心，做成思想的长城，任何异端想造一点点反，都无异于以卵击石。

生理的宫刑随着满清的消亡而消亡，但思想的宫刑并未随之而消亡。直到如今我们的教育所能制造的只能是成批经过思想宫刑的思想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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