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奇谋异士当然是首推曹操手下的两位鬼才——郭嘉、贾诩

郭嘉，字奉孝，他一生都为曹操出尽诡奇的计谋，从郭嘉其一生中，针对吕布、孙策、袁绍残党及鸟桓等四大谋略，可析论其中奥妙。

一、水淹吕布

（一）背景

建安三年，曹操虽三战三破吕布，令吕布撤退防守，但曹军士卒也很疲倦，本来曹操欲想退军息兵，但是郭嘉与荀攸一同说服曹操趁胜追击，曹操接受，结果擒捕吕布。

（二）曹操欲退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吕布本非轻易取胜，在曹军疲惫及吕布仍强时，曹操要冒险驱迫累伤之残兵，对抗以骁猛善战的吕布。而吕布当时若是精兵反扑曹操，再呼结臧霸等淮泗豪杰，在曹操本有张绣及刘表在背后的远因威胁，以及曹军眼前虽有小胜而实犹疲惫的近因艰难，曹操的胜算不比吕布有利。这也是曹操为何急于退兵，以俟休养充实，再战吕布。

（三）把握时机、稍纵即逝

郭嘉及荀攸献策：吕布有勇无谋，又失锐气，陈宫虽聪明，但无法迅速作出谋略，现在应趁吕布士气仍衰未复、陈宫谋略未定时，急攻围打，可一举成功。这正是吕布的弱点，没有智慧配合的武勇，符合兵法「必死可杀」之道，领导若是气衰，士卒则无奋意。后来曹操引沂水及泗水而灌城，水淹下邳之下，吕布士卒饱受饥饿的煎熬：城内积粮有限，坐吃山空，若没有新粮补给，只能坐以待毙；城外则是汪洋波涛，已无去路可逃。因此吕布最后被出卖而灭亡，正因被曹操包围而形成坐困愁城。若是吕布能拿出击退夏侯敦及三击刘备的勇猛，辅以陈宫献智计谋，未必遭败，可惜时机先手已落人后。

力擒强敌吕布，洞悉最佳时机，正是谋略过人之处。

二、预料孙策

（一）背景

官渡之战，曹操正与袁绍相持于官渡，而孙策却扬言北伐许昌，当时众人悉皆恐惧，只有郭嘉独排众议。

（二）孙策正强

孙策渡江击破刘繇、消灭严白虎、诈取刘勋、攻溃黄祖及绞杀许贡后，除自领会稽太守外，又另立丹杨太守、庐江太守、豫章太守、庐陵太守及吴郡太守，可说是尽有江东六郡，势如同旭日东升。孙策站稳江东后，再来就是逐鹿中原，曹操首当其冲。

（三）轻挑必败、不足为惧

预言孙策被暗杀，不是郭嘉会算命，更不是郭嘉所指派，但是孙策仍以盛年之姿，却被刺客所暗杀，此乃英雄所见略同，出于偶然的巧合。

若从郭嘉谋略的内容细论，孙策死的一点都不冤枉。郭嘉认为孙策虽能平定江东豪杰，但是被击败的豪杰像都有忠心的部下卖命，人心尚未归顺，孙家仍需耗时费力以安稳民心士气。而孙策一向行事轻率而没有防备，虽然在江东领导人民军队众多，但是好像一人独行，若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刺客偷袭，孙策一个人很容易因落单而被解决。郭嘉从孙策的大意，判断孙策将因骄傲而死于匹夫之手。

虞翻就曾劝谏孙策：「白龙若变身为鱼身，一个普通渔夫也能轻易捕捉。」孙策又曾恁意命令左右分别逐贼，自己却独骑入山，只有虞翻一人步行护卫，尾随在孙策马后。可见孙策轻挑，事出有因，酗酒终日难保不醉，耍诈老千终被识破，郭嘉确认情报研判出必然性，这与臆测铁口直断的猜想，有所不同。

孙策若死，江东必乱，等到稳定，又是几年光景，此时曹操早已结束官渡之战，因此孙策不足为惧。

三、缓攻袁绍残党

（一）背景

虽然官渡战胜袁绍、又讨伐青州袁谭及袁尚，诸将皆欲乘胜追击，但是郭嘉却不认同。

（二）打铁趁热

曹操擒吕布、灭袁术及讨刘备等，皆以闪电袭击奏效，袁绍才于官渡新败，袁谭及袁尚（袁绍诸子）又于黎阳再败，正是曹军一鼓作气，斩草除根的最好时机。

（三）军有所不击

优势因利而制权，若墨守成规，不知因时机而变通，纵使有利也可遭不利。官渡之战虽重创袁绍，但是郭图、逢纪却各拥袁谭及袁尚，两袁仍能聚军抵抗。郭嘉献策曹操，与其急攻两袁而令其合作相抗，不如缓攻而待其互斗生变，此为「鹬蚌相争，渔人获利」。对付二虎相斗之后的残余一虎，比起同时力拼二虎要省力，特别是二虎又可能合作时，最好再助其一虎挑拨互斗。

曹操接纳，甚至与袁谭结为婚姻，后来还为袁谭击败袁尚，最后再消灭袁谭，循序渐进的顺序，正按郭嘉安排，不但攻破邺城斩审配，又能攻破南皮平冀州，郭嘉因此而受封为「洧阳亭侯」。

虽然拙仆能慢慢蚕食，但因势而取巧更妙，在「有所攻」与「有所不攻」之际的拿捏，更是战争的艺术。

四、北伐乌桓

（一）背景

刘表与刘备正在荆州蠢蠢欲动，曹操却想长征袁尚及三郡鸟桓，这是一种北伐与南征的两难。

（二）斩草除根

乌桓自以为路离中原遥远，不会严加防范，曹操若能乘人不备，突然用兵，必能击破。袁绍曾有恩于乌桓，所以袁尚及袁熙兄弟才会逃命投靠，昔日袁绍「冀、青、幽、并」四州人民只因畏惧曹军势力而臣服，尚未心服，如果袁尚藉乌桓的资源而来，招募死忠臣属，万一起兵而四州人民响应，恐怕青州及冀州将脱幅而走。刘表与刘备有天生的矛盾：刘表若是重用刘备，恐怕无法领导或控制刘备，刘备可能反客为主；刘表若是轻用刘备，又不能善用刘备的才能，不足为惧。因此郭嘉建议曹操，就算倾巢而出，也不用担心刘表，曹操听从。

（三）千里奇袭

郭嘉随军至易县，建言「兵贵神速」的重要：军队连同辎重一齐行军，速度缓慢而无法掌握主动，而且容易被发觉行踪，一但被敌发觉，就会加强防御。不如留下辎重，轻装疾行而出奇不意。

因为丘牛大车粮秣兼行，浩浩荡荡的补给的队伍，行动必定缓慢，千里袭击却采徐行，敌人必先得知，等到曹军人马到齐时，鸟桓的边塞防御工事等也完成的差不多，而难攻不下，然后曹操纵使再来「六出乌桓」（参考六出祁山），可能先因防御坚强而屡攻难拔，再因粮尽无援而不得不退兵。

曹操后来在白狼山遭遇鸟桓：当时乌桓军兵多，曹操军兵少；乌桓军被甲者多，曹操军被甲者少。不论从兵力或从装甲，曹操皆居下风，所以曹操左右皆恐惧。若不是先前曹操采用奇袭，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兵法虽云「百里争利而失三将军」、「五十里争利而蹶上将军」，虽然「劲者先而疲者后」是原则，但郭嘉因势而权变，作出「其疾如风、动如雷霆」的谋略，而免于「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窘迫。

结果曹操大胜，击溃斩敌，不但歼灭鸟桓主力，还逼迫袁氏兄弟流亡到辽东，无法再影响中原。

结语：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郭嘉谋略神机妙算，正是因不墨守成规而能变通胜算。

接下来说说贾诩，字文和，他是曹操的五大谋士中最后一个投靠曹操的，之前还帮助他的前主公张绣两次大败曹操……他身怀奇谋，胆识过人，阅历繁复，志节深沉。他的品质里也许有着种种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但就客观效果而论，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他难辞其咎。当年陈寿撰《三国志》时，曾将贾诩与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荀攸）并列立传，引起了注家裴松之的不满。此事见仁见智，我觉得若撇开道德威望，先注重影响世事的深度，则贾诩与二荀并列，并无不当。

在贾诩投靠曹操之前，他先后为之献策的，多属造孽江湖的恶棍型军阀。虽然贾诩常以汉室忠臣自诩，也确曾有功于皇上，但他显然更热衷于放纵自己天赋的谋士才华，而较少计较千秋功名。在各路军阀此起彼伏的混战中，在汉献帝由长安到洛阳的奔命过程中，在新旧都城的喋血杀伐中，我们都能看到贾诩的智慧，像一只不祥的猫头鹰，在累累尸骨上盘旋。

当年董卓伏诛，司徒王允专权。王司徒虽然才能有限，且有不知体恤，滥开杀戒之弊，但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毕竟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董卓手下原有两个莽野的部将李傕和郭汜，王允若本着首恶既除，协从不问的态度，网开一面，则这两个手上握有兵权的家伙极有可能归化朝廷，如此，乱局初定，因董卓而起的关东诸雄因一时丧失了矛头所向，不知旌麾何指，也可能权且罢兵。中国历史在步入这一章时，虽然会略嫌平淡，但于国于民，实属大幸。刚愎无比的王司徒，本着决不姑息的态度，对李傕、郭汜下达了追杀令。这有点逼人造反的意味了。然而奇怪的是，李傕、郭汜本来也想认命了，他们决定解散部队，自己再分头向大西北逃亡。

倘如此，则王允虽然极为不明智，却毕竟没有种下恶果，东汉政权暂时还能迁延些时日。

贾诩单人匹马，挡在道上，"二位，急个啥呀？"李傕、郭汜对贾诩素来敬重，便洗耳恭听。"王允正要捉拿你们，你们若解散部队，路上随便一个小亭长都有能耐把你们绑起来，送给王司徒邀功。横竖是个死，何不先聚集军队，干脆反上长安，为董卓报仇。如侥幸事成，则挟天子以令天下，何其威风；万一事不成，那时再逃向西北故土，也未见得晚呀。"这一番充满流氓智慧的开导，李傕、郭汜听得不住地点头。

当年陈胜、吴广被迫"揭竿而起"，所持的理由，正与贾诩此时的教唆相同。区别是，无论陈胜、吴广还是李傕、郭汜，他们都属当事者，而贾诩则完全是局外人，换言之，这一番建议，虽然可以救李傕、郭汜性命于一时，对贾诩则没有丝毫好处。不然，当李、郭二人成功后欲封贾诩为"尚书仆射"，他也就不会坚决推辞了。"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贾诩话说得颇有自知之明。

于是，李傕、郭汜的命暂时虽被救下，汉朝的命却更加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顺着贾诩那番开导走下去，诸如"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之类强盗逻辑，已无可避免。

帝国都城长安的城头，刹那间便阴暗了下来。随着李傕、郭汜的反戈一击，东汉再也没有喘过气来。

李傕、郭汜所带的凉州兵，凶悍无比，暴虐非常，端的乃"虎狼之师"。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六月，李傕、郭汜打破长安城池，王允被戮，吕布出逃，尸遍长安。堂堂汉家朝廷，就此落入两个无赖军棍之手。据说，董卓初死之时，三辅地区百姓尚有数十万户，经过李傕、郭汜的放兵劫掠，仅仅两年间，民已"相食略尽"，好一片凄惨。两人沆瀣一气，作恶多端，这时突然又因一个妇人的嫉妒，陡然翻脸，彼此厮杀起来。世事遂进一步动荡，百姓遂进一步遭殃。贾诩虽曾对两人有所规劝，但正所谓"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面对这一最初由自己造成的局面，当它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贾诩事实上已一筹莫展。他看李傕、郭汜越来越像两个不成器的野孩子，只知在院子里打架。然而，这是你家的院子么？这可是整整一个王朝啊！

贾诩，字文和，他的行为可是与"文和"没什么关系。一计可以危邦，片言可以乱国，正贾诩之谓也。

他厕身在杀人如麻的强盗身后，貌似蔼然文士，一面犯下滔天奇罪，一面又能成功地躲避千夫所指，这份能耐，孰能及之？你看他以一介游士的身份，时而避难乡间，时而闪身在某个诸侯的厅堂，匹似流窜作案。说计道谋，甚至敢让曹操甘拜下风；逮至晚年，竟又在曹丕的朝廷里充任太尉，权势蒸蒸日上，一派德高望重的模样。这是一个怎样的奇人？

他出生在武威，俗称"金武威，银张掖"，也算是大西北一个重镇。年轻时虽也曾被人评为"有良、平之奇"，但因僻处偏远，知道他的人并不多。在那个天高地远、充满犷悍之气的地方，少年贾诩濡染其中，斯文气中难免也会夹杂若干匪气。与豪爽武夫打交道，与土匪豪强相周旋，这份本领贾诩生而具备。靠一袭长衫，一把折扇就能行走江湖，在四百年后的中国也许可行，当时免不了就会步步涉险。贾诩有一次就在道上遇到强盗，同行数十人同时被擒，一张百人坑已经挖就。要活埋吗？看来是的，这些强盗，把人活埋也许比打牌还要轻松。贾诩面不改色，镇定从容地对强盗说："先别急着埋我，我是段太尉的外甥，太尉肯定会出重金来赎我，保你们赚一笔。"——诸位，这里的奥妙在于，若强盗当真等着段大人拿钱来换人，西洋镜准会被戳穿，因为太尉段颎并没有这样一个外甥。贾诩拿准了他们没这份胆量，当时，段颎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最强蛮的家伙都不敢贸然招惹。结果，贾诩一面看着这拨强盗将其余众人悉数活埋，一面自己却与强盗首领推杯换盏，"我会在舅舅面前替你美言几句的，"说完这话，贾诩抹了抹嘴边的美味，在强盗们点头哈腰的欢送之中，骑马扬长而去。

骗人骗到这个份上，我只能遥遥地想着：贾诩是深不可测的。让满脑子想着活埋人取乐的强盗俯首帖耳，单靠智慧肯定于事无补，靠胆量也过于笼统。我的解释是：贾诩身上同样洋溢着一股匪霸之气，正是它让强盗相形见绌，气为之夺。话说回来，注定要呼风唤雨，荼毒江湖的贾文和先生，怎么也不会在寻常沟壑里翻船。他的目标是长安，他相信在那里会有自己的机会。什么机会？如果你这么问，贾诩只会诡秘地抿嘴一笑，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远方。那里，秦始皇建造的巍峨长城上，正幽幽地转出烽火。

似花还似非花，摧国不忘护国，正可见贾诩本色。在挑动李傕、郭汜反上长安、又间接导致李、郭二人在长安城外自相残杀，京畿震荡之后，他又在皇帝面前扮演起护花使者的角色来，弄得皇帝对他又恨又爱，又嫌又忌。为了拉拢他人联合对付郭汜，无法无天的李傕曾对凶悍的凉州兵大言不惭地许诺："一旦攻破郭汜，皇帝宫中的美女，可任意使用。"结果，这些莽汉便天天在长安城外高叫："李将军答应的宫人美女在哪，快快送出来！"皇家威望，扫地无光。汉献帝可怜巴巴地看着贾诩，希望他能拿个主意，至少别让这些家伙再这么在城外乱叫了。好个贾诩，当即秘密地将强盗首领全部召来赴宴。不就是一些空洞许诺吗？区区李傕能许你宫廷美女，我受皇帝重托的贾诩，就不能许你更具诱惑力的高官厚禄？几桶美酒喝完，凉州兵当晚便奇迹般地撤离长安。李傕由此受到重创。

贾诩偷偷离开长安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他处处以汉室忠臣自居，此前有人劝他离开，他还曾掷地有声地说道："我深受国恩，义不可背。"后来当皇帝被迫逃离长安时，贾诩也颇有护驾之功。关于贾诩，在洛阳颓败的"杨安殿"里，皇帝也许会想到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故事，尽管有些不伦不类。萧何之败，无关乎皇朝兴替，贾诩之谋，实已致汉朝江山于万劫不复之境。

和吕布一样，当西北的战火逐渐向中原燎原的时候，贾诩的身影也随之在中原出没，贾诩的计谋也随之在中原吹奏出杀伐之气。贾诩的谋士品格，只在一点上得到确认，即他从来无意于成为拥兵自重、称霸一方的军阀，他的身份在幕后，他不断地从某个将军深厚的帷幕后闪身而出，表面上是献计，实际上却往往收到替将军作主的效果。

诚如伏波将军马援所言，"方今之世，不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作为中国历史的"后战国时代"，三国士大夫的择主标准，与天下辐裂的先秦知识分子本无不同，故荀彧、郭嘉、董昭等谋士纷纷弃袁投曹，关羽义不背主，诸葛兄弟在东吴、蜀汉各事其主，俱忠诚不二。若此乃通例，贾诩便提供了一个例外：他先后投靠的段煨、刘表和张绣，竟然都是自己内心颇为鄙视的。段煨对贾诩表面敬重，内心忌惮，因为贾诩"素知名"，在兵士中威望极高，段煨怕贾诩喧宾夺主。贾诩离开段煨的时机和理由亦很微妙，"我若呆在段将军身边，说不定会遭到陷害；而我一旦离开，由于段将军既希望我外结强敌，又怕我反戈一击，所以反而会厚待我的妻子家人。"结果丝毫不差。至于刘表，贾诩的评价也是既准确又刻薄："若天下安宁太平，刘表可位列三公，然而方今乱世，他如此不见事变，多疑无决，便注定是碌碌无为之辈。"贾诩与张绣的关系最好，早在长安时，张绣就有意将贾诩拉拢至帐下，一俟贾诩秘密来投，立刻便对他言听计从。奇怪的是贾诩之所以投奔张绣，不仅因为张绣的张臂欢迎，更在于这样一个判断："张绣，一个没脑袋的主儿。"以贾诩的才华，在分明看出张绣没有远大前途的前提下，仍毅然委身于张绣帐下，明珠投暗，龙游沟壑，这里面便颇可揣测贾诩的真实用意。他喜欢谋略，他需要一个可以使自己的才华尽情驰骋的疆场。如果谋略是一种美，联系到他当年不可思议地替李傕、郭汜出的馊主意，则贾诩正好被我们理解成这样一个唯美主义者：只要自己的计谋有用武之地，他并不在乎江山变色。看出这一点，贾诩投靠张绣而不是曹操、袁绍，便是最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曹操手下谋士如云，其本人又计谋百出，贾诩在那里注定难呈鹤立鸡群之势；袁绍貌似强大，但这人志大才疏，又有着一个奇怪而又致命的弱点：只要对自己有利的计谋，他一概不采纳；刘表可不去说他了，而好做皇帝梦的袁术，刚愎自用，缺少虚怀下士的品德，贾诩注定没法活得从容。贾诩与吕布有仇，当时尚力单势薄的刘备当然更入不了贾诩法眼，何况刘备还一直和吕布勾勾搭搭，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所有人提到曹操平生所吃之败仗，都不会不提"宛城战张绣之时"，那也是曹操输得最为凄惨的一仗，长子曹昂及贴心猛将典韦相继阵亡，自己所乘的大宛良马"绝影"，亦中箭而死，可说狼狈至极。毫无疑问，这一仗曹操其实是输给贾诩的。贾诩后来又赢了曹操一回合，那一仗虽无多少战略意义，却极端神奇，可以让曹操作为教科书，好好琢磨研习一番——曹军撤退了，张绣立功心切，急不可待地要领军追赶。贾诩在一边连连阻止，张绣不听。张绣的枕芯脑袋难免会想：与曹操交战，而竟能逼得他退军，此乃千载难逢之机，此时不乘胜追击，痛下杀手，更待何时。然而，不听谋士言，吃亏在眼前，没多久，张绣的追兵就被曹操殿后部队杀得大败亏输，狼狈逃回。"文和，我后悔没听你的话，"张绣诚恳地向贾诩道歉。"先不忙后悔，请将军重新整顿军马，再追一次曹操。""什么？"张绣大惊失色，"我得胜之军追曹操败退之兵都没有胜算，你竟然让我再将失败之军追曹操得胜之旅？"贾诩有点不耐烦了，"将军莫迟疑，只管去追，如不胜，把贾某的头拿去。"张绣此时的心情肯定古怪至极，不过他还是去追了，即使心里一百个不相信。

第二次追击，张绣大有斩获，把曹操杀得溃不成军。

不仅曹操对自己的失败极为纳闷，张绣回营后见到贾诩，恐怕也得把他好好地重新打量一番，以确定他是人是鬼。就像华生医生总要让福尔摩斯解释一下破案原因一样，张绣此时最想做的，就是让贾诩说个明白。"这还不简单，"贾诩摆了摆手，"曹公与将军作战，并没有占丝毫下风，突然撤退，肯定是后方有事。将军不察，误将曹公的主动退军视为不敌，盲目进击，必无胜算。曹公用兵何等精明，必有精兵良将为之殿后，以防追军。待将军败走，曹公因急着赶路，不再设防，便会调整步伍，将后军挪为前军。此时将军纵用败兵追击，亦必能奏效。"三国之所以多智，端赖贾诩者流出没其中。

当曹操和袁绍两大军事集团纷纷剿除诸侯之后，世界虽然没有变得安宁，局势却已明朗不少。在曹、袁两只巨螯的钳制下，暴露在外的张绣，势必沦为瓮中之鳖。投靠袁绍还是曹操，就成了张绣迫在眉睫之事。投靠袁绍的理由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一则袁强曹弱，一则张绣于曹操有杀子之仇。于是，当袁绍主动派使者前来招降时，张绣恨不得立刻跪下身来，唯袁绍之命是从。谁知贾诩从幕后倏然闪身，以疾言厉色之态，对袁绍使者痛加训斥："替我谢谢袁本初的好意，再转达这样一句话：一个连自家兄弟袁术都不能相容的人，不可能成就大事。张将军敬谢不敏！"张绣大惊："文和，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不然"，贾诩平静地说："投降曹操吧。将军虽与曹操有过节，但依我看来，曹操有雄杰之气，肚量宽宏，肯定不会为难将军。再说，袁强曹弱，将军这点兵马袁本初未必看得上眼，对曹公却不失为雪中送炭。请将军再听我一回。"果然，曹操竟好像完全忘记了当年与张绣结下的深仇，亲自率众出城迎接，给予张绣极高的礼遇。私底下，曹操也紧握着贾诩的手，一脸诚恳地谢道："使曹某信义著于天下，正是阁下呀！"——贾诩之所以甘冒奇险，正因为他看透了曹操的心。

至此，东汉元恶之一的贾诩，人生航道进入了另一片相对平静的海域。虽然作为曹操谋士之一，他仍不时献计供策，尤其在曹操征伐马超、韩遂的过程中，贾诩功不可没。但总体上看，他淡出江湖的意味正日益明显。对曹氏父子，贾诩本来还有可能立下奇功：曹操、曹丕先后两次讨伐东吴，都以失败告终，赤壁之战更使曹操元气大伤。我们发现贾诩都曾预睹先机，加以谏阻。

贾诩知道自己的过去并不光彩，所以一直韬光养晦，轻易不发一言。晚年的贾诩尤其乖觉无比，他闭门不出，谢绝交游；为了杜绝他人猜疑，他处理儿女婚嫁之事，也力避攀附名门。虽然如此，在曹操立太子的过程中，在曹丕与曹植兄弟争权的过程中，站在曹丕一边的贾诩，仍以自己四两拨千斤的谋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为五官中郎将的曹丕向贾诩请教太子争宠术时，贾诩的回答竟是那样地冠冕堂皇，霁月光风："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养，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奇怪的是，就这么一番貌似不切实际的大话，竟使得曹丕从此幡然改悟，自我砥砺，终于赢得了曹操的好感。此前曹操也曾特意屏退众人，向贾诩请教立太子一事。贾诩面露难色，故意不答。"先生为什么知而不言？"曹操再问，"不，我只是突然想起了两个人。""谁？""袁绍和刘表，"贾诩答道。曹操哈哈大笑，轻拍着贾诩的肩膀："先生不仅谋略过人，也特别善于处理他人父子关系。"贾诩貌似漫不经心的回答，对曹魏政权的最终确立，也许竟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众所周知，袁绍、刘表正因为没有妥善处理好继承权问题，死后遂使得兄弟阋墙。贾诩示曹操以前车之鉴，终于使曹操决下心来，立曹丕为太子。

在魏文帝曹丕当政之时，功劳盖世的贾诩被委以太尉重任。然而贾诩老矣，他只仿佛一个大隐隐于朝的隐士，依旧过着恬淡的生活。世事阴阳，果报难料，这个邪恶的播种者，谋略的热衷者，最终是以一副德高望重的神情，安然去世，享年七十七岁。依照当时"人过五十不称夭"、"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标准，贾诩真可谓寿比南山。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是有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这是非常传统的说法，也不能说有什么错误。原本就是。

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的周历四月十一日，即夏历二月二十一日，孔子离世。葬于鲁城（即今曲阜）北泗上。鲁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久，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自孔子逝世后，诸多弟子为之守墓三年，独子贡一人筑庐孔子墓前，为之守墓六年而去。在诸弟子为其师守墓期间，弟子们似乎极端不适师傅的离世，都认为应该有一个人代行师傅，以使诸弟子行驶礼仪。在孔子的诸多弟子中，有若因其长相酷似孔子，加其学问人品皆为同门认可，所谓“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子游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于是“弟子相与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但是，不管怎么说，包括子贡筑庐墓旁，还是有很多的弟子甚至将家迁居至墓的周边。但是，一代巨星的陨落必将使孔子弟子失去了核心。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所有的活着的弟子面前：接下来该做什么？

我们知道，孔子曾经说“三十而立”。真正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据《史记》记载，孔子就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创办平民教育，授徒讲学。孔子最早的学生有：秦商（公元前547年～？）、颜无繇（546年～？）、曾点（公元前546年～？）、冉耕（公元前544～）、仲由（542～480）、漆雕开（公元前540～？）在这些弟子中，我们仅仅从年龄便可看得出，他们基本上都是孔子的同龄人。我们就拿仲由来说，他比孔子小9岁。春秋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卞桥）人。史上记载云，子路乃孔子之得意门人。以政事见称。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敢于批评孔子。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后不幸在为卫大夫孔悝家宰时，因内讧而被杀。说子路如何如何好，那是因为孔子的教育之功。因为子路在见到孔子之前基本上就可以用我们今天的混混来形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裴骃《史记集解》说：“冠以雄鸡，佩以暇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之。”王充在《论衡·率性》中说：“闻诵读之声，摇鸡奋豚，杨唇吻之音，戴鸡冠佩豚，聒圣贤之耳，恶至甚复。”以上的话都十分清楚地表明，子路在没有受到孔子的教化之前是十分鲁莽。他多次试图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相诱，并给他讲了很多的做人的道理，才拜孔子为师。即便拜孔子为师之后，子路也基本上未改其泰山本性。如，在孔子弟子中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有人可以当面批评孔子，甚至让孔子下不了台的事情。

当然，子路对孔子的鲁莽不是不尊重师傅。在孔子的一生中，子路可以说是最好的保镖，一直负责孔子的生活保证工作。所以，尽管他反驳孔子，孔子还是一直把他作为心腹看待的。而且孔子对子路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如“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论语·颜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孔子还说：“自吾得由，恶言不闻於耳。”

当然了，子路从总的方面来说还是优点多多，除了忠诚守信之外，他还是个大孝子，中国古人所编的二十四个大孝子中孔子的弟子有三个，其中就有子路。

我说了这么多关于子路的事情，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孔子的早期弟子中我们可以称其为弟子，也可以称为朋友。最重要的是这些弟子或朋友几乎没有什么先天的知识优势，首先他们出生都比较贫寒，子路不用说了，另外几位早期的弟子如曾点也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只能是有几十亩地勉强谋生。秦商之父秦堇父和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同样是以勇力著称的朋友。冉耕出身贫寒。这样的弟子加之与孔子的朋友关系及原本的家庭状况，我们可以称其为弟子，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是不可能有什么严肃性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灯下黑。据史料记载，除了漆雕开有些独特的见解外，其余的都是规规矩矩或是莽撞有加。如果我们说《论语》是有这些人编纂的，似乎不可能。

事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子路早于孔子两年逝世，其余几位早期弟子生卒年基本上不完整，但是，以孔子的年龄而论在当时社会属于长寿的，既然那几位与孔子的年龄都十分接近，应该寿命都在孔子这个岁数上，而这个时候没有资料显示他们辑录过孔子的语录。

当然，这几位年龄与孔子接近的弟子没有编纂过《论语》是不是有比这几位年轻一些的弟子编纂过《论语》呢？当然，我这里主要说的是孔子在世的时候。这样的说法是有的。清朝廖燕（公元1644－1705年），说：“昔人称《论语》为孔子弟子所记，并无确据，余谓此书为大圣人经天纬地之文，岂他人可能代笔者耶？即篇中诸贤论说，亦皆孔子笔削之词。或群弟子有言从而负益期间。要当以孔子为正。”《二十七松堂集》卷七《杂著》。李塨（1659～1733）说：“尝闻《论语》都属圣人亲定。后学诸经或可分读，惟《论语》宜人人熟诵之。”《平乙古文》。皇侃(488～545)在《论语义疏》中说：“此一书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时俗之语，虽非悉孔子之语，而当时皆被孔子印可也。必备印可，乃得预录。”

这几个学者的观点不过是凭借自己的臆想。他们认为《论语》里有那么多孔子的语录，那一定是孔子自己最起码也是主持下编纂的。也就是被孔子笔削、印可或裁定的。我们可以不一棍子把人打死，也就是说如此的判断是可以的。我们说那几位年龄与孔子相仿的弟子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可以由年龄年轻一些的弟子（当然不是太小的弟子），如闵子骞（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87年）比孔子小15岁。但是，我们马上又可以否定这个推测，因为在《论语》里提及的很多事情都是孔子去世后很长时间发生的，若《论语》是由孔子笔削、印可或裁定的话，难道孔子死后有复活了？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孔子在世的时候都没有《论语》的出现。

说孔子不可能对《论语》笔削、印可或裁定，也不是就彻底否定《论语》一书就是孔子的弟子完成的。为什么？因为，在孔子弟子中既聪明有有文采而且比孔子小很多的第二代弟子有好几个。颜回（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1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尽管比孔子小三十岁，但是，还在孔子在世的时候他就死了。《雍也》中记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日:“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颜回死于公元前481年，也就是孔子71岁的时候，年仅41岁。此时孔子曾经发出“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的哀叹。这说明尽管《论语》中提到颜回的此书很多，只能说明孔子确实喜欢颜回这个弟子，但是，颜回没有参与《论语》的编纂是肯定的。再看另外几位二代弟子弟子。冉雍（公元前522年～？，小孔子29岁）、冉求（公元前522年～？，小孔子29岁）、子贡（公元前520年～？，小孔子31岁）、子游（公元前506年～？，小孔子45岁）、子夏（公元前507年～？，小孔子44岁）、子张（公元前503年～？，小孔子48岁）、有若（公元前518年～？，小孔子33岁）、高柴（公元前521年～？，小孔子30岁）、樊迟（公元前505年～？，小孔子46岁）、宰予（公元前522年～公元前458，小孔子29岁）、公西赤（公元前509年～？，小孔子42岁）、曾参、（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2年，小孔子46岁）、公孙龙（公元前498年～？，小孔子53岁）。这就是有据可查的孔子最小的弟子，读过《论语》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么多弟子只有一个人没有在《论语》中出现。如果以普通的心理来揣度的话，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可以出现在《论语》中（前面几个资格老的除外）？答案似乎就是：《论语》就是这些人编纂的。

宋翔凤（1779年～1860年）说，《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傅玄（217～278年）说：“昔仲尼即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辑本《傅子》）

陆九渊（1139-1193）在《象山语录》中说：“郑康成（郑玄）、王肃谓《论语》为子游、子夏所编，亦有可考者。如《学而》篇子曰次章便载“有若”一章，又子曰下载“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称之，盖子夏辈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

翟灏（？～1788）认为除了子夏、子游之外，可能还有子张。

他说：“圣门文学之选，游、夏特称。夫子修《春秋》，惟以示游、夏。子游、子夏之预撰《论语》，微《谶》（指《论语崇爵谶》）言宜亦谓然。陆象山以尊有子为据。孟子言欲尊事有子者，子张与游、夏同也。《论语》第十九篇，附记群贤之言，子张、子夏、子游为多，而张居篇首。曾子虽称‘子’，却居三子后。又似门人之各尊其本师也。且‘子张书绅’，明见语中。则游、夏外应更属子张为记录人矣。先儒皆不言子张而言仲弓，不知又何别本？”《四书考异·总考》

近人康有为（1858～1927），在《论语注序》中说：“《论语》二十篇，记孔门师弟之言行，而曾子后学辑之，郑玄以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则不然。夷考其书，称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称‘子’，且特叙曾子启手足事，盖处于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纂辑也。夫仲弓、游、夏皆年长于曾子，而曾子最长寿，年九十余。安有仲弓、游、夏所辑而‘子’曾子，且待曾门记其启手足耶？”

陆九渊正是因为《论语》中称曾子而为“子”遂云此书是曾子、子游、子夏而撰，康有为也同样在此推断下得出结论。

顾成章在《论语发疑》中说：“有子、曾子、闵子、冉子皆鲁人，孔子卒后，盖皆设教于鲁。是书《齐论》、有《鲁论》。今虽传者曰《鲁论》，盖自有子、曾子、闵子、冉子之门人传授及于后世者。其徒尊其师，遇其师之字辄皆改之称曰‘子’，以授其徒，故相传为有子、曾子、闵子、冉子”。对于称曾子、有子多而偶称冉子、闵子骞，顾成章解释云：“有子、曾子之弟子多，而闵子、冉子之弟子少。弟子多则传改较广，易于划一。弟子少则传改为偏，错出者多。是以闵、冉之徒既少，而闵、冉之称亦或字或“子”，无定矣。”（《论语发疑》）

至于说到孟子、荀子等皆称曾子为“子”，盖“圣门相依，称皆如此”。更有或源孟子乃曾子之徒孙也。

柳宗元说，《论语》“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柳宗元河东文集论语辨》。顾成章对此的解释是“同一《论语》之书，有《齐论》之书、有《鲁论》、一书之中，篇次句读每不相同，盖后人传授之间以意附入者亦尝多矣。《鲁论》载曾子之死，亦未始非曾子之徒所增益也。不然，孔子之徒既众且贤，亲炙复久，而不能撰，转待二子之徒之疏且远者而后升撰乎？”（《论语发疑》）

若说是附入，顾成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根据这些资料分析，《论语》真的就是孔子弟子所传颂的孔子之言而后由弟子附加了更多的自己的理解。

上面所言《论语》之编纂者乃孔子弟子之说看似很有道理，但是，因为从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认知，所以有人还可以继续想象。那就是很有人认为《论语》是孔子门人编纂。这里的门人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理解的再传弟子。

《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个说法确实有根据，因为在《论语》中尽管大部分都是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但是我们也处处可以看到“门人”一词。若《里仁》篇中有：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处的门人即指曾子的弟子。《泰伯》中有“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这里的门人也是时候的曾子的弟子。《子罕》篇中有言“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这里的门人是子路的弟子。《先进》中有言“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这里的弟子是说的颜回的弟子。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孔子在世的时候，其所传授的对象不仅仅有其弟子，而且也有弟子的弟子，不仅仅有岁数比较大的弟子更有岁数很小的弟子。由是就形成了隔代传授的现象。在这个传授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对孔子的话有不同的记忆和不同的理解。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又各自为政或各师为政，故而也就形成了孔子或孔子弟子甚至再传弟子的语录或问答在孔子逝世后相当多的时间内都是不统一的。柳宗元说：“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字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之徒、子思之徒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柳宗元河东文集论语辨》）

清代何异孙说：“孔门惟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窃意《论语》一书，曾子弟子为之而就名之也。”（《十一经问对》卷一）

说曾参或其弟子参与编纂《论语》，我认为没有什么大的疑问。除了前面几位所言的曾参在孔子的弟子中最少，曾参生于公元前505年，逝于公元前432年，小孔子46岁。也就是说，孔子逝世后，他又活了四十对年，而且孔子在世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授徒了，这说明曾子之所以被称为“子”有着诸多的条件。聪明好学，年龄小，授徒较早，更主要的是曾子的道德水平高，可能更受弟子的爱戴，故而被他的弟子像尊称孔子一样为“子”。还有啊，孔子的孙子子思是曾子的弟子。子思出生时，其爷爷已经是六十九岁的老人了，刚刚结束了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专心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不可能专门基于自己的孙子，而至去世后，其孙子才四岁（子思出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终年八十二岁）而曾子或许为了传播老师的思想，或者为了传播圣人的烟火，就努力基于子思。而子思也从自己的老师那里了解了爷爷的伟大，而曾子的道德和学问也是和爷爷一样的。故而因崇敬其爷爷而爱屋及乌。呼其爷爷“子”而联系老师曾子。至于其他的曾氏弟子也都一样尊称其为“子”。若纵观诸多的儒家著作或与孔子相关的书籍，凡是有曾子的，几乎皆称呼其为“子”。最典型的书籍如《孝经》就提到曾子一人。如有对话也仅仅是孔子和曾子的对话。据此诸多的史学界都认为《孝经》是曾子的著作。但是，我认为也是曾子弟子们所撰。因为，曾子的弟子可以将其称呼为“子”，而曾子自己未必，其根据就是他对老师的尊敬，他是不可能敢与老师平起平坐的。

而说到有若被称呼为“子”，这里面除了有若好学之外，也有个年龄的问题。有若出生于公元前518年，卒年不详，小孔子33岁。他之所以被称为“子”不一定因为他小，而又机会。二十因为，在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需要有一种心里寄托。而有若长相酷似孔子，于是众弟子尊以为师。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

把有若和曾参被称为“子”这个现象分析起来，我就可以断定，整个《论语》的编纂更多的参与者一定是这两个人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至于说闵子骞和冉求也偶尔被称为“子”既有二人德高望重的因素也有年龄的因素，也有其弟子参与的因素。只不过是这二人的地位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已。考察《论语》中提及的二十多个孔子弟子，除了在孔子生前经常被夸奖的弟子外，大部分都是比孔子年龄小很多的弟子。这也就是说，正是这些二代弟子或二代弟子的弟子参与了整理老师的谈话录以及自己的老师（即孔子弟子）的谈话录，而后编辑成书。至于起初叫什么名字，史料缺乏，无从考察。

综合之论，根据历史资料加合理的揣度，我认为《论语》的编纂者应该有：1、孔子本人。因为既然是孔子的弟子对孔子是那样的尊敬，是不可能直接呼其名的。而在《论语》中又却是出现了几处“丘”。（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篇第五》）这就说明，像这样的文字既是孔子说的，又在经过弟子记录之后孔子看过的。可能当时就被整理成类似今天的小册子。2、熟悉孔子的人。我们知道，在《论语》中凡涉及的对话部分其表现方法是“子曰”、“夫子”、“子”、“曰”等，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不少地方用的是“孔子对曰”。这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都不可能直接称呼孔子，而之所以如是称呼，大概就是有孔子的朋友或鲁国的公卿等人在《论语》的编纂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记录。3、孔子弟子。这个就不用过多怀疑了，因为这些人是在孔子身边的人，孔子很多的言论他们都是亲耳聆听了的，他们最有发言权。4、再传弟子。这些弟子有的可能见过或也听过孔子讲课，或是听自己的老师讲过孔子的话，他们为了传播圣贤的思想总想更多的收罗孔子的语录以传后世，于是《论语》的文字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加。5、后辈儒生。在孔子去世之后的两三个世纪内，孔子的言论不断地被收集整理，诸多后辈尽管不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但他们对孔子思想的认可是一致的，于是也参与了孔子语录的整理工作之中。6、不排除很多诸侯王国的统治者为了利用孔子的思想统治老百姓，也在加工和演绎着孔子的言论以期为他们的统治服务。

以上就是《论语》的形成过程。但是，可能有了关于孔子及弟子的语录传播，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书的名字，也就是孔子及弟子的言论在孔子去世后的相当时间内不断地被扩大传播，但就是没有《论语》这个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