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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Zhu Xi）

朱熹（1130.9.15～1200.3.9）字元晦，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乾道三年（1167），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最，史称湖湘学派自此之后，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淳熙十二年（1185），他还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的方针，使书院教育走上正轨。在石鼓书院复兴后，应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请，撰写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由张栻亲书，后人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使“石鼓有声于天下”。他一生三次监南岳庙，但都只是遥领食俸，并未亲临南岳。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尤溪（原属南剑州今属三明），求学侨寓于延平、建州、建阳、崇安一带（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脉），安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进士出身，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

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19岁[绍兴十八年（1148）]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其仕途生涯多朱熹出生地--南溪书院艰，做官清正有为。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陶宗仪简介，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朱熹墓建阳黄坑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来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白鹿洞书院“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武夷书院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岳麓书院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考亭书院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陶宗仪简介，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哲学思想:

理气论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美学思想

[编辑本段]学术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是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编辑本段]文学著作

朱熹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叉仲砖，号晦庵。南宋时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宋代集理之大成者;也是宋以后一住重要的哲学家、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家。

关干道德修养的主张

1、立志

朱熹认为学者首先要立志，树立明确高尚的志向。他说:"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日: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既知这道理，办得坚固心，一味向前，何思不进。只思立志不坚，只听人言语，看人文字，终是无得于已"。又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而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

所谓立志，即是树立要做尧舜或圣贤的目标。"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但一般自暴自弃的人，多半不能树立做圣贤的明确高尚的目的。他说:"今之学者大概有二病:一以为古圣贤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功夫;一则自谓做圣贤不得，不肯做功夫"。自暴的人不屑做圣贤，自弃的人不敢做圣贤，这两种人都不能立志，所以都不肯做佳养功夫。立志又要勇猛坚决，才会有进步。他说，"学者立志，须教勇猛，自当有进。。何谓勇猛坚决呢?就是如饥思食、渴思饮的态度。所以他又说，"立志要如饥渴立于饮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朱熹认为立志要明确高尚、勇猛坚决，这样就有坚强的信心，何患不进?

2、主敬

程颐曾说:"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思想，认为主敬包含以下几个意思。

第一，所谓主敬，是培养严肃的或不放肆的道德态度。朱熹说:"敬是不放肆的意思"。所谓"不放肆"，即是严肃谨守记礼法的态度。所以他又说，"敬只是收敛来"，"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即是把放荡的心收敛起来，做一身的主宰，培养自我支配的能力。

第二，所谓主敬，是培养谨慎小心的道德态度。他说:"敬只是一个畏字"。所谓"畏"，"如居烧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可畏"是警惕的态度。

第三，所谓主敬，是培养精神专一或始终一贯的态度。他说:"主一只是专一"。"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谓"，"敬是始终一事"。

朱熹是十分重视主敬的工夫的，认为这是培养严肃的、谨慎的、一贯的精神态度，贯穿在整个佳养过程的始终的，所以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有人间:"敬何以用工"?怎样做敬的工夫呢?他答道:"只是内无妄思，外无妄动"。这是一句很扼要的话。

所谓"内无妄思"，即是念念存天理而去人欲。所谓"外无妄动"，即是在容貌、服饰、态度、动作上都要整齐严肃，"坐如尸，立如斋，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重，口容止，气容肃，皆敬之目也"。"内无妄思"，是潜伏的内心精神生活的控制;"外无妄动"，是显著的外在身体动作的支配。只要能支配身体的动作，便能影响内心和生活;反之亦然。外无妄动，便自然内无妄思;内无妄思，便自然外无妄动。他把这叫做"内外夹持"。他的这种主张，是和他的中华民族主义世界观及人性论分不开的。他的主敬修

养，也吸取了佛教"入定"的因素。他反对不要名教的宗教，却把名教中含有的宗教的禁欲主义因素在禁锢人们的心灵上，这表现了他的理学教育思想的特点。

3、存养

孟子讲过"养心莫善于寡欲"、"操者存舍者亡"的思想。朱熹继承了孟子的思想，他从"性即理"的思想出发，认为道德修养必须注意把无有不差的"心"存养起来，要收敛其身心，使精神常集中在这里，而勿便失忘。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不须枉费工夫，钻纸上语。待存养得此昭明洞达，自觉无许多窒碍，焦时方取文字来看，则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彻，遇事自然迎刃

而解，皆无许多病痛"。所谓"存心、养心"，是专指心而言。从另一面说，就是不要失忘此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但人的"心"中交杂着物欲和义理，因此朱熹认为"存养"就只要收敛此心，使它都安顿在义理上。"学者为学，未间其知与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个顿放处。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无许多胡思乱想，想久久自于物欲上轻，于义理上重"。所以，有时他把存养和穷理联系起来:"学者须是培养。今不作培养功夫，如何穷得理。

4、古察

朱熹认为，"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正当于平分界处理会"。因此，一方面对天理来说，人主张立志、主敬、存养;另一方面对人欲来说，他提出"省察"的工夫。他同意他的学生的看法:"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顷，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涵养对省察可以起推进作用，"至于涵养愈熟，则省察愈精矣"。

"省"是反省，"察"是检察。所谓"省察"的工夫，就是要求学生对人欲之私意在"将发之际"和。己发之后"进行反省和检察。他说，"谓省察于将发之际者，谓谨立于念虑之始萌也。谓省察于已发之后者，谓审之于言动已见之后也。念虑之萌，固不可不谨;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

朱熹的"省察"工夫，即"求放心"的工夫。他认为不良环境及一切物欲蒙蔽以至于使精神昏味，本然的善心丧亡，"道心"主宰、支配不了"人心"，"人心"却要主宰、支配"道心"。"省察"的工夫，即是随时清醒、谨慎从事，把违反天理的言行压抑掉，而且更要窒息这种思想在他们头脑中任何的萌芽。"省察"本心，揭去昏翳，使心中的"理"永远保持通明，这就是朱熹道德教育与修养的重要任务

(一)朱熹的读书法

1.循序渐进

所谓循序，是尊循教材的客观顺序与学生的主观能力去规定学习的课程或进度。所谓渐进，是不求速的意思。依朱熹的看法，读书"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则志定理明，而无踩易陵遢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趱着了，则看犹不看也。近方觉此病痛不是小事。元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无根脚

。"

2.熟读析思

所谓熟读，就是要把书本背得烂熟。所谓精思，即是反复寻绎文义。依朱熹的看法，"余尝谓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荀子说，诵数以贯之。见得古人诵书，亦记遍数。乃知横渠教人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

。遍数己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但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自是强一百遍时。今所以记不得，说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为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只争这些子。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件，发明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通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非为已之学也。"

3.虚心涵泳

所谓虚心涵泳，即是客观的态度，还古书的本来面目，并不执着旧见，接受简明平正的解说，而不好高务奇、穿凿立异。依朱熹的看法，"庄子说，吾与之虚而委蛇。既虚了，又要随他曲折去。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灰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今人读书，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便会。"

4.切已体察

所谓切已体察，即是读书时，使书中道理与自己经验或生活结合起来，并以书中道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依朱熹的看法，

"入道之门，是将自个已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已为一。而今人，道在这里，自家在外，无不相干。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已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复，我实能克已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5.着紧用力

所谓着紧用力，即是以刚毅勇猛的精神去读书，以坚持到底而不懈怠的精神去读书。依朱熹的看法，"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甚么精神，甚么筋骨！今之学者，全不曾发愤。直要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缓。"

6.居敬持志

所谓居敬，即是收放心，严肃认真与精神专一的态度。所谓持志，即是树立一个具体目标、或根据一个特殊问题去书中搜集及整理有关资料。依朱熹的看法，"程先生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最精要。方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须是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今学者说书，多是捻合来说，却不详密活熟。此病不是说书上病，乃是心上病。盖心不专静纯一，故思虑不精。须要养得虚明专静，便道理从里面流出方好。"

(二)教学原则方法

朱熹《中庸》上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当做教学过程，并认为"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在教学过程中，他提出了几项教学原则和方法

。

1.自动和适时的启发

朱熹很重视学习的自动性问题，他认为学习是自己的事情，是别人不能代替的。他说:"读书是自家读书，为学是自家为学，不千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道不能安坐等其自至，只待别人理会，来放自家口里"。依他的看法，做学问主要靠自己主观努力，以积极的态度去掌握知识或寻求真理。

既然这样，那么教师起什么作用呢?他说，"指引者，师之功也"，"师友之功，但能示于始，而正之于终尔"。他还说了自己的经验，"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他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虽然占有重要地位，但终不能代替学生的作用。教师只是做一个"引路人”，在学生开始学习时给予引导指点;在一个阶段学习完结时，检查学生学习是否正确，是否有成效，给予适当的评价、证明和裁断;当学生遇到困难时，一同商量。在商量的过程中，教师要适时的启发。他在《论语》"不愤不启"一章注上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又说:"此五所谓时雨之化。譬如种植之物，人力随分己加。但正当那时节，欲发生未发生之际，却欠了些小雨，忽然得这些小雨来，生意岂可御也"。不愤不悱，很难教导;待其愤悱，就豁然贯通了。

朱熹认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是削弱教师的作用，也不是消极等待学生自发地出现主动性，而是靠教师积极主动启发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使无疑者有疑，便有疑者无疑，使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见解。

2.勇猛奋发和温故时习

所谓"勇猛奋发"，是指在学习开始时，动员全部精力，以勇猛奋发的精神去学习，应如兵士在开始战时，抱有进无退、有死无生的决心一样。他说，"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只说此事。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拨出心肝，与他去做，如两边擂起战鼓，莫问前头如何，只认卷将去，如此方做得功夫。若半上半下，半沉半浮，济得甚事?"

他又把学习比做炼丹、煎药、推车。开始用猛火炼丹，"方好微微火养教成就。""譬如煎药，先猛火煎，数百沸大滚，直涌坌出来，然后却可以慢火养之"。"如推车子，初推却用些力;车既行后，自家却赖他以生"。这就是说，开始学习时，应动员全部精力，以勇猛奋发的态度去做学问，才能克服客观的困难和主观的惰性。

但朱熹以"猛火"之后，再用"微火养之"譬喻，并不等于说以后的学习可以松懈下来，所以他又提出了"温故时习"的原则。

依朱熹的看法，"时习"是重要的。他说:"人而不学，则无以知其所当知之理，无以能其所当为之事。学而不习，则虽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涩危殆，而不能以自安。习而不时，虽日习之而其功夫间断，一暴十寒，终不足以成其习之功矣"。这就是说，如果不学习，就不能获得必需的知识技能;如果不随时复习或练习，就不能巩固其所获得的知

识技能;如果不随时复习或练习，就不能收到复习的功效。他又说:"学贯时习，须是心心念念在上，无一事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所谓"时习"，即随事、随时、随处都复习、练习其已获得的知识的过程，也就是不间断的

"温故"的过程。他说，"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他认为温故是知新的基础。

"温故"能便其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转化为技能，并应用无穷。他认为那种只知机械地重复旧闻而不能触类旁通的人，是不能当教师的。所以他说:"温故又要知，唯温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为人师"。朱熹种既强调学习要勇猛奋发，又主张持之以恒;既重视时习温故，又不忽视探索新知的思想，对我们仍是有启发意义的。

3.教人有序不可取等

朱熹承了张载的思想，也提出"教人有序不可说等"的原则。他说:"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序，而不可说等。"又说:"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远者大者。"他很注意由近到远、由易到难、由浅到深、由已知到未知、由具体到抽象。他说:"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处，不知自低处不理会，终无至高处之理"。又说，

"于显处平易处见得，则幽底自在里许。且于切近处加功"。还说:"据某看学问之道只在眼前日用底便是，初无深幽妙"。这就是说，学习必须从低处到高处，从平易处到幽微处，从眼前日用底到深深远幽妙底。低处、平易处、眼前日用底是基础。

怎样循序渐进?朱嘉说:"学不可躐，不可草率，徒费心力，须依次序，如法理会，一经通熟，他书亦身着"。他又说:"读书须是遍布周满，某尝以为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下学是上达的基础，学问要做下学

的工夫，打了基础，才有上达的可能。他说，"圣贤教人，下学上达，循循有序，故从事间者，博而有要，约而不孤，无忘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学者类多反此，故其高者沦于空幻，卑者溺于闻见，伥伥然未知其将安所归宿也"。朱熹认为，不先从事于下学而妄想上达，就是躐等，便沦于空幻;专从事于下学而不想上达，虽未躐等，但沉溺于闻见。前者是"不循序而跟进"，后者是"虽循序而不进"，都是不好的，只会浪费精力而不能达到目的。他认为只有遵循由易而难、由近而远的阶段，且力学习，则自有进步。

4、笃行

朱熹继承了儒家关于笃行的思想，在教学上重视行的作用。他说，"徒明不行，则明无所有，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则行无所问，某行而已"。他的意思是说，知而不行，其知为空知，行而不知，其行为冥行。所以知行应该是并进的，不可偏重或偏废。如果从发生的时间上说，致知在先，力行在后;但从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上说，致知为轻，力行为重。所以他说:"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行为重"。

他还提出了"知行相须"的观点。他说:"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他以这种常见的事例，深刻地表述了知行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但如此，他还进而提出知识是靠实践来加以检验的思想，他说:"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在他看来，知而不行，则体会不深;见之于行，则认识更明。他这种躬行践履对于句识还需检验的思想，是深刻的。

5.博学与专精结合

朱熹认为，为学应当从博学开始，进而使博学与专精结合起来。所谓博学是指什么呢?他说:"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已治人之方，皆所当学"。"为学修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着实有用之事业，无非自己本分内事"。他还说:"大而天地阴阳，细而昆虫草木，皆当理会。一物不理会，这时便缺此一物之理。"…须是开阔，方始拓展"。

朱熹是重视博学的，他以盖房子为例，重视"阔开基，广开址厂以为博学就是打好宽厚坚实的基础。他还说过:"孟子日: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语云:博我以文，约我以礼，须是先博然后至约，如何便要先约得?人若先以简易存心，不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将来便入异端去"。没有广博的基础就难以专精，仅只有一般性广博的知识而不专精，那也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所以他强调治学"贯专而不贵博。盖惟专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则反苦于杂乱浅略无所得。。

总起来说，朱熹教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己接触到了教学过程中教学原则的一些基本问题，学习的自动性、学与思、学与习、学与行、教与学、博与约等等;也涉及到教学的目的性、积极性、良好开端性、巩固性、量力性、实践性、广博性、专精性等等。他对我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教学经验与理论，做了一番归纳、整理、总结、改造工夫，使之系统化了。其中很多是发人深思的见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遗产。（完）

绍兴算命福全镇

易经是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魁宝文化，是任何人都毋庸置疑的。大家都应该以科学的眼光，站在科学的角度去看待易经，既不能因为某些没水平的预测师打着周易，算命的旗号骗财骗色就一味的以为周易算命就是迷信，也不能因为某些博通五术，精通命理的预测师算的准就愚昧的相信算命就是神仙。毕竟易经也只是一门学科，一门技术，预测师掌握的易经知识直影响到预测的准确性。

所谓命，就是生命，就是一个人生下来，这一生要做什么，是当农民呢，还是做官，或是商人……这就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名牌汽车，或者是自行车一样，是注定的。而运就是人出生后在地球上所经历过的各个时间段，运又分大运、小运，大运十年一换，五年一天干，五年一地支，小运一年一换、流年则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每一年。命运合在一起就像是一辆车行驶在路上一样，所经过的路就是大运，路是平坦的，就顺，崎岖不平的就曲折坎坷。

有人说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也有人说命运是注定的，是改变不了的，这两种观点只能说是各对一半，如果命运真的是能靠自己把握的，试问天下间只要是正常的人，有谁不想好好把握自己的命运富贵显达，光宗耀祖，光耀门楣。有人会说，既然是命中注定，那如果不去工作，不去赚钱，钱能从天上掉来吗，事实上，每个人都不是孙悟空，都在五行之中，每个人出生后，八字已定，其一生的大运也就注定，由于地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磁场，每个人八字的金木水火土与一生的大运也都将受到地球磁场的支配，很多人应该有过这样的感受，当行到好运的时候，自然也就会有很大的动力去拼搏，去努力，遇到的都是自己的贵人，都是对自己帮助很大的人，由于运气行的好，跟命里阴阳五行平衡了，顺了，和谐了，睡觉都能睡得特别香，当大运行得不好，整个人也就会变得很颓废，缺少努力赚钱的动力，遇到的都是小人，处处跟自己作对，要婚姻没婚姻，要事业没事业，经常失眠。北宋宰相吕蒙正所著时运赋更能说明这一切，万般皆是命，算来不由人，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孔子论语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信，无以知人也。”孔子是几千年来后人一直供奉的孔圣人，儒家得道圣人，他年轻时期周游列国时不知命，空有满腹经纶而报国无门，到古稀之年才感叹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可见只有深刻认识命运才能更好的把握命运，人生一世，不过草木一秋，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扣除孩童的懵懂学习时间，扣除老年的花甲之年，古稀之年，奋斗拼搏的时间算起来就只有短短二十几年，再扣除吃饭睡觉休闲娱乐的时间，真正奋斗拼搏的黄金时间也就十几年，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只有深刻认识命运，才能更加明确的知道在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事，才能在运气不理想的时期养精蓄锐，养尊处优，蓄势待发，把失败降到最低，在运气最佳的时期大展身手，勇往直前，果断出击，把成功推向最高。

命运到底是注定还是能改变，打个比方，比如一只鸡，从蛋壳出生后可以通过后天的精心饲养，使它成长得更好，更大，更强壮，但是鸡始终是鸡，再怎么努力饲养也不可能养成鸭或变成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和改变去实现属于自己命中注定的最大的成功，但不是每个人去努力都可以做将军，不是每个人去努力都可以当皇帝，命运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现实故事，有的人命理格局高的，有官命，但运气行的不好，所以官做的很不顺，处处有人给他穿小鞋，遭人算计，仕途坎坷，运气行得好的，左右逢源，贵人相助，则步步高升，平步青云。而有些人命理格局低，则是农民，运气行得差的，则诸事不顺，百事无成，穷困潦倒，多灾多难。运气行得好的，生活很幸福，种地风调雨顺，打工年年有余。易经是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魁宝文化，大家都应该以科学的眼光，站在科学的角度看待易经算命，易经算命不是为了简单的了解自身的命运，而是应该在知道命运的基础上还要知道去做到如何趋吉避凶，破祸成福。比如某人八字金旺木衰，以木为财，最宜行东方木运，最适合从事五行属木的行业，事业方位上也最适合在自己出生地为准的东方城市发展，所谓财在东方人往西，走错方向失良机，如果这个人不懂周易的，又往出生地的西方发展，行业又没选择对，加上大运不好的那不是破财疾病就是招灾，就算大运很好的，本来应该一年赚1千万的，可能只赚了5百万，方位差一线，富贵不相见，可见算命的境界不在于算得准，而是应该在算得准的基础上如何做到改变命运，趋吉避凶，少走弯路，以尽快求得属于自己命中的最大富贵，快速走向属于自己的成功彼岸。